更多人死于心碎

文|苏更生

他们会在20多岁结婚生子,然后男人赚钱,女人带孩子。这是小镇的人生范本,我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生活,可是我的外甥女向心雨已以不同的方式脱离路径,这一个小小的偏差修正了我的观点,人生从来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

我必须回到30年前来讲这个故事,那时我还未出生。

我的父母初到一个位于湘西北的小镇。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新安是个“大城市”,它的两条主要街道在镇中心交汇,所有建筑沿着公路散开。这座小镇拥有数间工厂,每间工厂有上千名职工、设有幼儿园、食堂和篮球场。镇上的人共用一个菜市场、小学、中学和舞厅。舞厅位于天鹅大楼顶层,除了一间宽阔的舞厅,门外甚至还有露天的舞场,中心是个喷泉,半人高的水泥围墙上曾挂满了彩灯。

天鹅大楼正对面,是苏召月的家。在新安镇,苏是大姓,本地人姓苏的很多。他的老婆覃三姐在家门口开了一爿杂货店。覃家人似乎是这片土地的拥有者,在这里住了很多年,覃三姐和她的兄弟姐妹在这片地修起了四五幢房子,苏家也有四五个兄弟姐妹。这两家人散布在镇上不同的地方,大多数都是小生意人,沿着街卖水果、卖油饼和开五金铺。小时候,我放学回家,总有眼睛盯着我,而我也总能沿路吃到免费的食物,在没有带钱的时候,赊到洗发水、袜子和酱油。

但我和苏覃两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当时我父母正在镇上的草编厂上班,我爸爸是销售,妈妈是车间女工,沿着苏召月家数,第八幢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妈妈经常去苏家的杂货铺买东西,爸爸老去打牌,两家人熟识起来。我的父母并未在工厂呆多久。我爸爸头脑聪明,他立志做个体户,自己开一间草编厂。他摸清设备、原料和销售渠道,做好了创业的准备——唯一的问题是,他没有本钱和没有厂房。

覃三姐帮了他。她借给我爸爸一笔钱,并把她家的堂屋腾出来,让几台设备轰隆隆地开工了。没过两年,工厂的利润已能让爸爸修建厂棚,把工厂搬出了苏家。由于这份情谊,两家人变得来往密切。我的童年似乎都泡在那爿杂货店里。还不到6岁的时候,我就能跑进长长的柜台后卖香烟瓜子芝麻糖,不记错价格。
有一次,我跑进天鹅大楼,闯入了四楼的舞厅,杂乱的大厅里,四处倒着破烂的椅子,落满灰层的帷幕,露天的喷泉里积满雨水,长着深绿的水草。那时我不知道,这里曾是小镇的精神中心。作家苏小和曾是这里的贝斯手,他告诉我,1988年,这舞厅曾辉煌一时,每晚都是100多号人,一元一张门票,街头的混混买不起票,会和守门人打起来,拖着砍刀在楼梯间追赶,而乐队仍在奏乐,人们跳着舞,身体挨得很近,喷泉边坐满了谈恋爱搞暧昧的男女。

90年代初,苏家拆掉旧屋,在原地修起了四层新房,一楼是杂货铺,二楼三楼的大套间作儿子女儿房间,两层还有8个房间,用于出租,四楼存货与旧物。那年头,小镇很少有外来人口,似乎只有怪人才会租房住。

湘西北人习惯于称呼爸爸兄弟的妻子为妈妈,爸爸管苏召月叫苏大哥,于是我就管覃三姐叫三妈。

似乎没住几年新房,三妈就得白血病去世。那段时间,她总说不舒服,腿肿得很粗,绿色的血管全暴起来了。她刚进医院那天,我妈妈陪她一起去,她躺下后,说:你看,门背后有两个人,我爸妈都来了。我妈扭头一看,没人。三妈的父母早已去世多年。楚地多巫,我妈妈赶紧回家烧了纸钱给三妈的父母,希望他们不要接走她。

入院第7天,三妈就去世了。

临终前,三妈拉着我爸的手说:你帮我看着我们家两个孩子。她的孩子就是苏平和苏娟,我的哥哥和姐姐,苏娟结婚后生了个女儿,叫向心雨,算是我的外甥女。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苏家到我家只隔了6幢房子,因为在无数个父母吵架的夜晚,我跑到苏家门口敲门,喊三妈到我家平息恶战。我永远记得那段路有多长,在黑暗里朝三妈跑过去,一步两步,只要一百步就可以跑到她家口,灯总会亮起。随着我长大,迈开的步子越来越少——那段奔跑停止在1997年,三妈离世,我再也没有可以奔向的人。这似乎也是我们两家关系疏远的开始,后来苏召月续弦,娶的女人不常住在镇上,我很少再去他家,那爿杂货铺也没有再开,租给一家人开餐馆。

三妈去世的时候,心雨才三四岁,她不明白死亡是什么意思。那阵子,大人们总问:“心雨,你想外婆吗?”她就会点点头,说:“想。”大人继续问:“哪里想?”她摸摸肚皮,说:“心里想。”这时大人们就会笑起来,告诉她圆滚滚的肚子不是心,她老记不住。我们反复玩这个游戏,问哪里想?她就会摸着肚子说心里想。她从小就有点胖,脸盘圆嘟嘟的。后来,心雨随着父母搬去了津市县,户口也随父落在那里。每年她总要回来几次,过年时就来我家拜年,她从小就可爱,但因分开太久,我没太多机会了解她。

没过多久,父母将我送到市里上寄宿中学,我离开了小镇,新世纪即将开始,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曾轰隆了数十年的工厂停歇了,火车提速,小镇的火车站被废弃,人们被迫要去临县的大车站才能搭火车。商业繁华起来,有人开起了镇上的第一间超市,开放的货架取代了柜台。有人离开了工厂做起小生意,苏覃两家的亲戚更快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临街的铺面迅速升值,有头脑的人扩建店铺,投资更多生意。有亲戚在这轮商业发展和地产增值里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苏召月家似乎运气不佳,因为地段不好,曾气派的四层楼房已不值得羡慕,而苏平一直在水电厂上班,老婆与亲戚搭伙,还是在街头的铺面里卖水果。苏娟的丈夫向龙华是盐业公司的职员,他们结婚时,这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后来铁饭碗不再值钱,他也只是能养家糊口而已。

我似乎有些迟钝,每年回家都觉得小镇没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在悄然变化,新建筑在旧建筑上建起,但也仅仅只是翻修而已。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但小镇从没真正变化过。这里仍然只有一间小学,一间中学,孩子需要离开这里才能上高中。真正有变化是,人们正在离开小镇,苏覃两家的孩子们长大了,在外地工作安家,老人们赶着孩子搬到了外地去住,有的在广东,有的在贵州,而我,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留在北京,但我每次回家,从车站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水果铺,仍然可以吃到免费的水果。

1997年已过去了19个年头。这些年里,我只有三年没有回家过年,除了这三年,每到过年我都会带着香烛去三妈坟上磕头。只有今年不同,我去的时间略早了一些。

2016年1月,离过年还有20天,我正在北京望京的办公室里为KPI焦头烂额时,接到妈妈电话,她绕了几句后说:“告诉你一件事,你要放宽心。”我以为她和爸爸又吵架了,她却说:“向心雨死了,在长沙。”

我问:“什么?”

她又说了一遍,我又问了一遍。

我全然忘记了她在那通电话里说还了什么。心雨即将大学毕业,正在长沙一家媒体实习。去年冬天,苏娟说心雨想当记者,问我能不能帮她找找。我说没问题呀,我恰好认识当地媒体,做了推介。

事情比我们想象中更严重。一共有4个孩子因煤气中毒而同时去世。他们是同学,其中三个女孩,包括心雨,都是常德津市县人,还有一个孩子,是其中一个女孩的男朋友。

似乎是1月16日(我们始终无法弄清他们确切的死亡时间),同事看到心雨在微信群里说了几句话后,就再没有收到她的消息。两天后,心雨的同学找不到她,傍晚时直接去了住处,找人撬开了门。苏娟得知消息后,通知了另两个女孩的父母,连夜赶往长沙。

苏平比我早一天得知消息,他告诉我,他只记得一路在打车,打车去车站,上高铁,打车去姐姐身边。他们在长沙等了一天一夜,不允许见家属,也没人和他们解释。只是听一个警察说,心雨租住的房子所用新奥燃气公司的管道有隐患。

第二天晚上,等待太久的孩子父母决定到雨花区市政府门口讨个公道,等待他们的是守在门口的上百名警察——不知道谁先哭了,又推搡起来,警察抓住了伏地大哭的苏娟,亲戚们上前扯开他们,苏平和向家的兄弟们不免有些激动,试图翻过政府大门,与手持电棍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等我到长沙时,苏平和几个亲戚已被抓入警察局。我站在黑暗的街道上,看着守住政府大门的上百名警察、散落一地的物品,还有我的亲戚们——他们有的是身价千万的老板,有的是在广东带外孙的家庭主妇,有的是开米粉店的小店主。我,一名记者,突然就成了新闻当事人,和他们站在这黑暗的街道上,觉察到了某种巨大的情绪——我们这些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因为血缘站在这里,突然就变成了暴民。

最终,双方同意坐下来谈判。几经博弈,官方同意把赔偿金额从几万元提高到每户45万,释放被抓的几个家属。这期间,我见惯了官腔。有一位官员说,你们这些事我见多了,我一年要处理200多起死人事故。我站起来说:“你不要这样说话,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去世的4个孩子全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都过了生育年龄,后半生失独。

我没有耐心听下去,去了一趟殡仪馆。心雨就躺在大厅中央,玻璃盒子罩住了她。一群同学围着她,喊她醒过来。我慢慢走过去,看到了她,跟平时的样子区别不大,我想她肯定还是那么可爱,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关心她,那个撬门的女孩扑在棺罩上哭晕了过去。

心雨实习的时候,我和苏娟偶尔打电话,总是担心她太胖,以后找不到男朋友。她还有点幼稚,为人处世不老练。最后一次跟她联系,是她发简历给我,让我看看写好得不好。我告诉她,文件的扩展名要写成“向心雨简历”,而不是“简历”,这样对方下载后才能分得清是谁的简历。那几篇报道写得不错。她又问我:编辑帮我改了,算我自己的作品吗?我说:可以呀,只要是你独立写的都算。那时我希望她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可是现在她躺在这里,还是有点胖——如果我知道会这样,那我只希望她活着,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不重要。

后来我才知道,心雨是有男朋友的,虽然她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为她高兴。因为人生的欢愉,我希望她体验过,而不是在最好的年纪刚开始时一切就结束了。如果按照小镇的人生路径,男人应该在20多岁找一份工作,女人应该在20多岁时找一个丈夫,他们会结婚生子,然后男人赚钱,女人带孩子。这是小镇的人生范本,和大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类似。由于这种生活太过庸常,我以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生活,可是心雨以不同的方式脱离了路径,这一个小小的偏差修正了我的观点,人生从来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在殡仪馆见到心雨,对我来说,这件事里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人是需要道别的,而我已经跟她道别过了。

我觉得赔偿金额过少,建议苏娟再找律师,她说:“孩子已经走了,我再多要钱有什么意思,我只想把她带回家。”——小镇人有种天生的街头智慧,他们能迅速绕过法律和常理来判断对错,衡量得失,不放过最重要的东西。最终她还是没能把心雨带回家,四具遗体在殡仪馆火化。

回家那天很冷,天气预报说湖南第二天要下雪,我们担心道路结冰,连夜回家。我开车载着爸爸和亲戚回到小镇,我看到了熟悉的街道,只是那间水果店关了门。第二天早上,雪没有落下来。我和妈妈去了坟地。湖南的风俗是只有夫妻两人都去世后,女人才可以立碑,于是三妈坟上是没有墓碑的。我妈甚至弄混了位置,只有我能清楚地记得她埋在哪里。我走到坟前,跪下磕头。不等一切处理完,我就直接回了北京。

几天以后,湖南下了一场大雪,好多年都没有下过这样大的雪了,妈妈拍了些照片发给我,说:“上次下这么大雪的时候,三妈还在世呢。”我看着那些被雪压弯的树枝、变白的屋顶,泥泞的公路,说:“是啊,又下雪了。”

我想起在长沙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那天我找了间酒店睡觉。那是酒店最后的房间,没有窗户。我胡乱睡了一会儿,被电话吵醒,一名记者打来电话采访。

“你是遇害者家属吗?”
“是。”
“那遇害者叫什么名字?”
“向心雨。”
“她是哪一年出生的?”
我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那她是什么学校?”
我又想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那她住在什么小区?合住的人叫什么?”

我认真想了想,我都不知道。人是不会按照清晰的数字和地址来记住自己的家人的。

记者觉察到了我不合适接受采访,挂断了电话。

我坐在床上,把苏娟的电话号码发送给记者,又把其他孩子的父母的电话发过去。我环顾房间,因为没窗,不知道此刻是什么时间,感觉一切都很茫然而不真实。手机显示时间是早上9点,我睡了一个小时。那时我突然想起来,心雨是八月十五出生的,中秋节。我回拨了记者的电话,想把这个信息告诉她。

我全想起来了,那年八月十五,苏娟在三楼房内,她躺在床上,三妈、我妈和接生婆围在床前。因为时间很长,我觉得有些无聊,跑到阳台上。我清晰地记得,我看到了巨大的月亮出现在夜空上——似乎只有月亮,皎洁的、饱满的、圆形的月亮。它如此近地出现在我眼前,光辉铺洒了小镇,眼前的屋顶和道路浮现出清晰的沦落,恍如被明灯照耀,就像一切都还有希望,就像伤害没有发生过。

记者的电话一直占线,我握着忙音的电话,终于嚎啕大哭起来。我哭得太大声了,我想起来了——是的,是八月十五,那么大的月亮啊,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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