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交粮:你这是坑国家

作者:耿永立

1

姥爷总自觉是个“怂人”,只会干些粗活,不认字,甚至不大认得钱。

姥爷的脖子是歪的,头脸向右肩倾斜,又排行老二,村人便给他起了外号叫“二偏儿”。我还曾因为别的孩子这样哄笑他与人打了一架,耳朵后面被打得一片红肿。

夏天,他总是穿一件粗布衫子,扣子是用旧布条缝制的,下身是灰裤子、黑布鞋;红膛膛的大脸少有表情,银白稀疏的短胡子根根直立;眼睛是浊黄的,因为太过浑浊,从这双眼里看不出悲喜。

姥娘不该嫁给姥爷,我总这样认为。

姥娘利落整洁,头发一丝不乱地拢在脑后的发网里,接人待物从从容容,说起话来和风细雨,怎么看两人都不般配。从人们的支言片语里,我才知道姥娘的娘家是地主,在待嫁的年纪是要被人们看低的,嫁给姥爷怕是身不由己。

我的童年大多在姥爷家度过。夏日的黄昏,蝙蝠低低地掠过街道,牲口刚从田里归来,牛嚼了一嘴白沫子,驴在土里抽筋一样摆动身子和四肢打着滚儿,屋顶旧砖砌成的烟囱里炊烟袅袅。

但这宁静并不受保障。

支书家放在屋顶上的广播喇叭,总是突然地嘶嘶叫起来,“交公粮啦”、“出河工啦”、”修路啦”、“结扎啦”,没有消停的时日。姥爷他们在这呼喝中过完了后半生。

80年代初,姥爷家重新拥有了土地。他们像骡马一样起早贪黑地伺候那几亩薄田,躬着身子用汗水滋养它,直到它恩赐般地吐出干瘪的麦粒。

到了打麦季节,阳光如沾了辣椒水的鞭子,天地也淹没在滚滚热浪里。这样的天气,牲口都不肯好好干活,姥爷和舅却要躬身操镰、小步前驱,一连几天都保持一个姿势。他们在前割麦,姥娘摇摆着小脚在后面把倒伏的麦归集成堆,用麻绳扎成捆。

2

麦收刚刚结束,县里的电影队便下乡慰问了。那晚,姥爷带我去看电影。电影场选在了一处干涸的大坑里,银幕高悬在坑沿上高处的两棵树之间,人们带了凳子在坑里仰着脸看。片名叫《咱们的牛百岁》,情节大都忘了,只记得里面的农民都很快乐,有个人顶着一口破锅,很滑稽的样子,引得村民一阵阵大笑。发电机在远处嗡嗡地响,放映机在人群中间轻快地转动,近处的人可以听到机械转动发出的“啪哒啪哒”声。大概放到一半的时候,放映员亮起电灯,点起一支烟,停了下来,任上百只蚊虫绕着灯光飞舞。

“咳咳,庄里的老少爷们儿,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公社党委(公社虽然解散了,但还是习惯把镇称作公社)的坚强领导下,今年咱村的麦收任务胜利完成,获得了大丰收……”

村长开始讲话了。

村长是退伍兵,不识字,但是出口成章,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兴奋,根本停不下嘴。

“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党的好政策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好生活,公社里的领导为了让咱们过上好日子,把心都操碎了,村班子为乡亲们服务也是死而后已。咱们种的是国家的地……”之后便是一通皇粮国税、依法征收之类的严肃话,字字钉钉铆铆,落到地下能砸出坑来。

下半场电影,观众的情绪不像上半场那样激动了,听了电影上的俏皮话也不跟着哄笑了。

我们是电影之夜后的第3天去交的粮。之前,姥爷把已经晒好的粮过了称,把上交的那部分又提到房顶上晒了一天,姥娘用簸箕一点点地把小砂粒、小土块都挑拣干净。

3

姥爷有3个子女,我娘、姨,舅。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们都在为自己的日子奔命。舅是个傻儿,二十岁了还是孩童的智商。姥爷就只能带着我去交公粮。

吃过早饭,姥爷小心地揣了红皮金字的交粮证,紧一紧裤带,准备向公社出发。五六袋麦子实实鼓鼓地在地排车上打挺,我爬上去坐在其中一袋麦子上。姥爷躬起身子,两臂架起车辕,在后的一条腿猛一发力,车襻子隔着衣服勒进他的肩头,车子便吱吱呀呀地上路了。在村子里遇到几家同样去交公粮的,但他们都有牲口拉车,人坐在车辕后面扬着鞭子,打个招呼,吆喝两声就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公社30个村庄的上千辆地排车在乡间的小道上行进,因为都奔着一个目的地,这些小车最终都汇集到了官道上来,人、车和牲口渐渐地挤在一起。离粮所还有大约1公里就不能前进了,因为交公粮的队伍已经排到了这里。

4

太阳爬到当顶,光和热越来越烈,队伍却在这时停止了移动。前面的人传过话来,说是粮所的干部们去食堂吃饭去了。姥爷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白面和玉米“两掺儿”的卷子,给我一个,自己吃一个。

粮所重新开张,队伍重新前行。轮到我们的时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西边了。

粮所的检验员穿着雪白的衬衫,手里操着一条一米多长的钢钎,钢钎的末端有一个带尖头的小仓,开着孔洞。他猛一发力,那钢钎刺穿粮袋,直插到底,提上来时,小仓里灌满了麦粒。检验员把麦粒倒进手掌中,先看一看有没有杂质,然后丢进嘴里使劲一咬。如果麦粒在嘴里嘎嘣有声,就证明没问题,把手一挥“过称”;如果嚼起来软绵无力,就是太潮湿,也是把手一挥:“拉回去!”这些都没有标准,全凭着眼睛和嘴把关。

一位老者向检验员贴过去,把头伸得与检验员的肩膀平行和他耳语几句,好像提到什么人的名子。那检验员便没用钢钎刺他的粮袋,只解开口袋,抓了一把上层的麦子,吃了几粒,不抬眼地说:“过了。”

另一位白头巾老者的麦没验过,因为“太潮,这是坑国家!”

老者低声说:“他大哥,我年纪大啦,这粮是提不上屋啦。不过,我在场院里晒了三天呢。”满脸皱纹的沟沟坎坎里全是无奈的笑。

那被麦子打磨多少次的、明晃晃的钢钎刺进了姥爷的粮袋,抽出来时从破口处流出一点麦粒,姥爷慌忙上前捂住。在他们那一代农人眼里,粮食就是命。

三年困难时期,离麦收还有几个月家里的粮缸就见了底,姥爷拉家扯口逃荒到南方,一路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有时帮人家做苦力挣一口饭,找不到活的时候就横下心拉下脸来乞讨,夜里就住在路边檐下,受尽了冷眼和斥责。

“杂质多!”检验员面无表情地给出定论,但却格外开恩地挥一挥手表示我们也“过了”,只是每袋麦子要扣除一斤“杂儿”。

“杂儿”是有的,麦在土里生、土里长,麦粒又在土场里脱壳去皮,不容易侍弄得那么干净呢。姥爷家没牲口,收了麦,只能去借了同姓人家的牛,套上地排车,把捆好的麦拉到麦场里。再把麦捆子打开,均匀地摊铺在场地上,晒到焦干后,用牲口拉起石磙压场。姥爷站在麦场中间,脚边放着一个小铁桶,赶着牛一圈一圈地碾轧。半晌的功夫,麦桔杆被轧扁轧碎,麦粒脱落,用木排叉将麦桔杆垛好,剩下的就是麦粒和麦壳。接下来就要趁着风扬麦了——用木锨把麦扬起老高,风把壳吹到另一处,麦粒直落下来。风太软或者太硬都不行,太软吹不走麦壳,太硬就吹走了麦粒。打好麦,还要一簸箕一簸箕地装到肥料袋子里,拉回家,一袋袋提到房顶,摊开了暴晒,让太阳蒸干水分。

姥爷照例不争辩,只默然拉起麦去过了称,开了单,又一袋袋的扛到粮库,把麦子倒入小山般的粮堆里。

麦子一粒粒都是真的,钱却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个可怜的金额。

“政府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给兑换现金。”

“国家难哩。”姥爷叹口气说。

回家的路上,天黑透了,我躺在空空的车厢里,仰面看星星。可星星似乎也躲躲闪闪了,带着几分仓皇。草丛中有欢乐的虫鸣,姥爷“踏踏”的脚步声更显孤独而沉重。

5

1989年,我踏上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进城读书,再也没有陪着姥爷一起去交粮了。但是交粮的悲悲喜喜仍在村子里延续了好多年,包括舅舅的死。

村人大多都和姥爷一样,每年都按时去交粮,从不耽误,但也有“个别人”觉悟不高。就有这样一个拧巴人不肯交公粮,村干部反复在大喇叭里点他的名子,他装作听不见;上门来催缴,他不是东躲西藏就是冷面以对,诉苦说:“我这一家子老小还吃不上白面哩!”公社干部来做工作,他用脊背冲着人家,还说了硬话。

公社里没办法,就安排人带着几个“社会上的”来处理。一队人把他带到公社里关了几天,听说还挨了打,粮食到底还是一斤不少地拉走了。这个人回来后就精神失常了,经常红着眼睛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小孩子都躲得他远远的。为了对付想像中的敌人,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屋里挖得到处是沟壕,见人便大叫:“敌人冲上来啦,杀杀!”

没人想到他怀里真的揣着一把刀子。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左右,村人忙累了一天,大多都睡下了。不知道那疯子受了什么刺激,发了狂,冲出院子,奔到街上,惊得村里的狗都叫起来。也许疯人也下意识地知道谁最好对付吧,他选择了姥爷家,猛烈地拍打院门。姥爷、姥娘都睡熟了,舅听到动静便披衣起床,答应着走到院子里,一开门胸前就中了一刀,轰然倒地。听人说那刀刃又尖又薄,刺入很深。闻声而至的村人把他抬上地排车,三个人轮流拉着往镇医院跑,在路上唤他还有声息,送到医院人就断气了。

其时正当暑假,我跑到姥爷家,看到舅被裹在白色的塑料布里,放在那辆送粮的地排车上。院子里三五个帮忙的族人在吸烟,姥娘长声哭道:“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连个憨儿也担待不住——”那哭声拖了长腔,干涩粗砺,夹杂着无尽的惨痛。姥爷倚着墙蹲在地上,哀哀地低声哭泣。

第二天,舅舅被装进一副薄棺,埋进了祖坟,沿街的人家都点起一堆火,以驱赶鬼魂远离家门。

经过公安部门鉴定,那人属重度精神分裂,免除刑事责任,对方家里赔偿2000元钱。

这钱姥爷、姥娘一直没花,后来做了他们的丧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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