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山东农家的年收支账本

每年春节,关于农村、农民的话题总会成为舆论的焦点。2015年春节火的是“博士返乡笔记”,2016年春节火的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还有除夕夜的网帖“上海女孩回乡见第一顿饭就和江西男友分手”。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也许只有等到过年,拥有话语权的人回到家乡,被遗忘了一年的农村才能得到关注。有人唱衰农村,认为农村衰败是必然;有人反对农村“衰败论”,认为这是以城里人的眼光看农村,差距使然。

以下的文字不唱衰,也不唱好。只是一个离开农村,却又经常回来的人,写一写发生在村子里的故事。

我讲述的这个村子叫大王村,隶属于山东的省会城市济南,倚靠徒骇河,距离济南市区大约50公里。村子有800余名村民,平时主要收入来源是种田和农闲时进城务工。此外,还有少数几户村民种植大棚蔬菜,一户村民养殖蛋鸡,一户村民经营粮食收购站。

写这个村子,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多数农户的家庭情况比较熟悉,虽然不经常回来,但会通过父母时刻关注着这个村庄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个村子不算富裕,也不算贫穷,在中国百万村庄中,这样的村子很普遍,具有参考价值。

我在这个村子出生、长大。13岁去县城上中学,此后每年回来的次数逐渐减少。但是我总感觉,我的根在这里,对这里充满难以言说的感情。对于这个村庄,我介于嵌入与抽离之间。

在观察和讲述这个村庄时,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客观描述,以亲历者的角色真实记录。第一个故事,一户家庭的年收支账本。

一户家庭的年收支账本

大王村位于华北平原,农作物一年两熟,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村里每位村民能分到1.77亩农田。村民们平时的主要收入来自种田和进城务工。

我选取了邻居,43岁的王华(化名)一家作为例子,让大家看看一户普通农家的年收支明细账。选取王华一家,是因为王华的妻子每年都会把家庭一年来的收入和支出,仔仔细细记录下来。需要说明的是这户家庭在我们村来说,经济水平处于中游。

王华妻子账本中的一页

此外,王华家也算是村子里比较典型的一户,上有80多岁的父亲,下有正在读高中的孩子。一家四口人,五间房,三间住人,两间存放粮食及一些农具。

再来看看王华家主房的家居摆设:靠窗边平柜上摆着一台29寸彩色电视机,由于常年在济南打工,并没有装有线电视,多年前买的卫星信号接收器也已经坏了,只能收山东省内的4个频道,电视机对面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一组沙发和茶几,左边是一张双人床,右边墙角摆着一台洗衣机和一台冰箱。这是村里家庭最常见的摆设。

王华家有耕地7亩,农闲时,王华和妻子会到济南市区的建筑工地打工,这是他们家的两个收入来源。

总收入=农业收入+务工收入

▼ 农业收入

一、 小麦收入

1.小麦毛收入

2015年王华家每亩小麦平均产量1040斤,每斤小麦1.12元。

1.12元×1040斤×7亩=8153.6元

2.农田物资投入

以每亩计算:麦种87.5元+播种20元+农药20元+浇地40元+肥料210元+机械翻地130元+机械收割70元=577.5元

577.5元×7亩=4042.5元

7亩小麦一年净收入:小麦毛收入(8153.6元)-农田物资投入(4042.5元)=4111.1元

二、 玉米收入

1.玉米毛收入

2015年王华家每亩玉米平均产量1218斤,每斤玉米0.84元。

0.84元×1218斤×7亩=7161.84元

2.农田物资投入

以每亩计算:玉米种50元+播种20元+农药30元+浇地80元+肥料140元+机械翻地30元+机械收割100元=450元

450元×7亩=3150元

7亩玉米一年净收入:玉米毛收入(7161.84元)-农田物资投入(3150元)=4011.84元

▼务工收入

农闲时,王华和妻子都会进城打工,因为没有在城里生存的一技之长,只能到建筑工地“卖苦力”。王华在建筑工地做外墙支铁架的工作,属于高空作业,是建筑行业最危险,当然也是挣钱相对最多的工种。临近的村子,近几年就有5位青壮年从铁架上跌落,3人直接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

2015年,王华除去农忙时节回家,一年的时间共干了263天,因为不同的季节每天工资不同,这一年平均下来每天能够拿到180元。因此,王华务工一年的收入是47340元。

王华的妻子在建筑工地做“绑钢筋”的工作,相对于建筑行业的其它工种,需要力气最小,所以一般都是女性农民工从事这个工种。但需要长时间蹲着工作,导致村里多数女性农民工都患有腰椎病。

王华有兄弟三人,上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父亲,兄弟三个轮流赡养父亲,每家一个月。因此,王华的妻子每隔两个月需要回家呆一个月照顾公公,也就说除去农忙时节和过年回家,每年还有四个月不能进城打工。2015年,王华妻子共干了153天,她的平均工资每天120。因此,王华妻子过去一年的务工收入是18360元。

需要指出的是,王刚和妻子因为已经在建筑工地干了快10年,拿的工资属于“技工”工资,而建筑工地大部分农民工属于“壮工”,并拿不到如此高的工资。一般来说,男“壮工”每天110元左右,女“壮工”每天80元左右。因此,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两人都是“壮工”,即使和王华夫妻做工的天数一样,最终的务工收入要比王华一家少近4万元。

这还是在工资不被拖欠的情况下。事实是,从去年开始村里能够及时拿到工资,或者拿全工资的农民工几乎没有。截止到大年初六,王华去年的8000元工资仍被拖欠着,而他的堂哥已经被拖欠了两年的工资。

总支出=教育支出+生活支出+其他支出

▼教育支出

王华正在读高二的儿子,学费一年3000元,在学校生活费平均每月800元左右,一年除去寒暑假大概在学校读9个月的书,此外寒暑假还要上两次辅导班,去年暑假辅导班花费2900元,寒假辅导班1800元。

2015年王华家的教育支出:学费3000元+生活费7200元+寒暑假辅导班4700元=14900元。

▼ 生活支出

王华夫妻在济南务工的生活费每月平均1200元,其中房租每月200元,电费每月60元左右。夫妻两人一年的生活费大约14400元。

▼ 其他支出

平时零散花费,村里人称之为“人情开支”,这一项占比最大,也是最复杂难以计算的部分。包括婚丧嫁娶的份子钱、老人因病住院、交通通讯、置办衣物等费用,2015年王华一家大概花了2.5万元左右。

这些费用当中,在王华妻子的账本上清楚记载的包括:儿子回家使用电脑每年上网费360元;因为妻子的弟媳推销保险,所以他购买了人身保险,每年3028元;去年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3850元;春节各种花费大概3000元左右。王华一家去年一年的总支出大约54300元左右。

可以看到,单纯的依靠农业收入,维持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正常运转是不可能的。因此,村里人除去收种作物和过年的时间回家,平时都会在城里务工,打工收入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不是被逼着,谁忍心舍下老人孩子来城里打工?在那里真的是电视上说的那句话——拿着人肉换猪肉吃。”王华说,在建筑工地干了这10年,落下一身病,现在常考虑年龄再大点,干不动这些活,还能去干点什么?除了种田的技能,大部分村民并没有一技之长,想改行从事另一种职业也很难。

“新农合”报销比例减小 因病返贫普遍存在

医疗和养老问题,是谈及农村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首先是医疗问题,自02年国家实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来,村民们看病住院的压力有很大减小。尤其是村里的老人们,对这一政策赞不绝口。

“我年轻的时候,过年才能吃一次馍馍,大饥荒那会儿树皮都吃的不剩,村里饿死人都没力气抬出去。别说生病了,你看现在治病,国家还给钱,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每当姥姥听到年轻人抱怨国家,就会这样说。不过,这几年有时她也疑惑,为什么医疗保险费交的一年比一年多,但住院报销比例却越来越少。

以我所在的村庄为例,农村医保开始时,每年每人交20元参保费,住院报销远高于花费的一半;即使不住院,医药费也可以报销一定比例。但随着时间变化,参保费越来越高,报销比例也越来越低,并且只有住院才可以报销。

到了2015年,村民每人需要缴纳140元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报销起点是700元,镇卫生院报销60%,二级医院报销40%,三级医院报销30%。

村民患病逼不得已,不会去住院,由于镇卫生院医疗条件简陋,只要住院至少需要去类似县医院的二级以上医院。因此实际报销比例基本在30%——40%之间,村民还是需要承担60%——70%的费用。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牙根尖囊肿在县医院动了小手术,住院治疗两天一共花费3947元,按照农村医保规定700元以上的部分可以按40%报销,最终报销1298.8元,自己花费2648.2元。

在农村,如果是花费较多的大病,还是会让一个原本富足的家庭瞬间返贫,因病致贫现象在农村仍不胜枚举。

此外,近几年村民健康方面的一个趋势值得警惕,村里人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是前几年县上的造纸厂经常向村边河流排放污水,造成地下水污染,村民饮用后所致。

我记得每次污水排放,都会将河里的鱼熏死到河边,村民称为“翻河”。由于缺乏意识,每次“翻河”全村都会去河道边捡死鱼吃,虽然近几年污水排放已经得到控制,但早年经常吃污水中死鱼的后果开始逐步显露,村子里不断有村民查出胃癌、肝癌、肺癌、乳腺癌等恶性疾病。

村里人身体有不适,只要能忍下来,绝对不舍得花钱去医院,等扛不住再去检查时,往往就是重病晚期。接下来就只有一个选择:回家等死。

我家对门50多岁的邻居大伯,前几年一直觉得胃疼,但总是不舍得花钱去医院检查,胃痛到忍不住时就吃止疼片。前年痛到实在没办法忍受,去县医院做了检查——胃癌。

在医院没住几天就回了家,因为对于农村家庭,查出胃癌全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回家等待那一天的慢慢到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不存在患病者放弃治疗,全家人砸锅卖铁也要为他把病治好的电影桥段。

在是否放弃治疗这道选择题上,全家人早就有着基本的共识。家人能做就是在他还能吃点东西的时候,多做一点可口的饭菜。今年暑假我专门去大伯家看望了他一趟,已经骨瘦如柴的他,面对死亡的从容冷静,让我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

其次就是养老问题。与年轻人相比,老人们对今天农村的发展是非常满意的,这是他们纵向对比以前苦日子的结果。“现在政府多好,不仅不用交公粮,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每月还能领70块钱,这在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奶奶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

其实,农村养老形式依然严峻。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养老还是要靠儿女,说得更直接一点,主要是靠儿子。“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村里的习俗是只要有儿子,嫁出去的女儿不能继承父母遗产,相应的也不需要负责父母的养老问题。

如果父母因病住院,花费也是儿子们承担,女儿想尽孝,往往就是住院期间负责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从这一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农村“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如此严重。农村很多问题的表象,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

村里老人无病无灾还好,一旦有大病大灾,剩下的就是等死。孝顺的儿子送父母住几天院,稍微好点出院回村,让村里的赤脚医生每天打针输水,不孝顺的儿女就眼睁着老人被病痛折磨。要问儿女愿意这样吗?我感觉其实也是无奈,所谓人穷志短。

有人可能会疑惑,老人如果没有人赡养,为什么不进养老院?现实是,农村老人进养老院变的越来越难,即便是鳏寡老人能够顺利住进养老院的也没有多少。整个乡镇所辖77个村庄,人口3.87万,仅有一所容纳几十人的养老院。

本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女儿远嫁他方,老伴儿去世几年,一直自己生活,除了女儿给些生活费,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一直想进养老院,至今未办成。

养老除了吃穿住,更重要的还有情感陪伴。但是在农村,村民们包括老人自己也认为养老就是让父母吃饱、穿暖、住好。如果这三点能做到,村里人就认为是孝顺的儿女了。老人情感方面的需求,几乎很难顾及,村里多数老人也都是留守老人。

此外,传统伦理习俗的淡化,乡规民约对子女尽孝的约束力变得微乎其微,又加上独生子女从小恃宠若骄,对老人毫无恭敬之意。很多老年人都感叹现在是“倒孝”,不仅得不到儿女的孝心,反而颠倒过来“孝顺”儿女。

“记得我刚娶到这家的时候,早晨早早的就起来烧火做饭,做熟了端到桌子上再叫婆婆吃饭。你看我现在的儿媳妇,早上吃顿饭来来回回得叫一个小时才起床,不叫吃饭,人家不愿意,叫多了还嫌烦。我是叫也不行,不叫也不行。”村里一位婆婆抱怨说,现在的媳妇太难伺候。

婆媳关系紧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闹到公开吵架,甚至打成一片的家庭,在农村并不少见。社科院哲学所博士后常培杰在《回乡偶记:双重视域下的农村生活》一文中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资本市场的思维逻辑开始冲击农村,一切以算计为根本,将个人和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观念开始盛行,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明白,钱这个字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

可以说,城乡二元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一系列伦理问题,都在慢慢积累和发酵。

乡村文化青黄不接

农村城镇化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但现代资本对人文思想的冲击也加速了农村传统文化习俗的破碎,传统习俗对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村民平时的往来也越来越少,乡邻之间的情感纽带变得更加脆弱。

首先,就我们这个村子来说,春节是全村村民唯一一次可以聚齐的机会,但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再回来陪父母过年。

以农村的集市为例,前些年春节的集市,赶集的人用“摩肩接踵”来形容绝不夸张,但近几年已迥然不同,过年赶集的人越来越少。年前我专门到了邻村的一个集市,往年熙熙攘攘的集市,如今已经变得冷清,毫无年味儿。

村子里家境富裕的一部分农户,都在县上买了楼房,付上十几万的首付款,剩下的余款再通过种地、打工挣的钱每年还上一部分,但是房子平时并不居住。据村民们说,在县城买房一方面是为了将来孩子去县城上学,不用交借读费;更重要的是,在城里有栋楼房已经成为村民家庭经济实力的象征。

这也许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不可逆的趋势,但我们有时不免会感到黯然神伤,很怀念小时候过年,左邻右舍相互串门拉家常,孩子们在村头结伴一玩一整天,每次吃饭要等母亲绕着村子喊好多遍才肯回家的场景。

其次,传统习俗的崩解还表现在很多的春节仪式正逐步消逝。拿过年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来说,以现代文明的视角看待,这是需要革除的陈规陋习。其实,这项沿袭几百年的习俗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人向来不善于言语表达对父母长辈的爱,而借着过年的机会磕一个沉甸甸的头,既是表达对父母长辈抚育之恩的感激,又是对他们新年的美好祝愿。

近些年磕头拜年、烧香祭祖之类的传统过年仪式,在农村越来越不受重视。其实这些传统习俗是维系一个家庭情感和宗族团结的纽带。这些习俗的消逝,也侧面反映出农村晚辈对长辈愈加忽视以及长辈权威瓦解的事实。

常培杰认为,父辈以经验为基础树立起来的权威,遭到了现代生活以经历为基础的体验的挑战。农村人进入城市生活,无论是务工还是读书,都是个人急剧现代化的过程,其间观念的冲击是很大的。两代人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冲突。

再次,和习俗一样,农村的传统文化正逐步消解,而新的乡村文化却未形成。村子前几年,新换了一位村支书,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委号召每家每户集资购买了一套锣鼓乐器,乐器购置后的第一个春节,很多村民积极参与,敲锣打鼓、扭秧歌、踩高跷,踩到谁家门口,谁就会放鞭炮欢迎,好是热闹。

这几年,全新的乐器放在村委墙角,已经无人问津。一方面年轻人基本没有人再会敲锣打鼓,也对这些东西不再感兴趣,村里的孩子过年都宅在家里玩电脑游戏。另一方面,村里的老人虽然热爱,但年事已高,敲不多久,就累的已经敲不动了。

“过年敲锣打鼓的多热闹!我年轻的时候,每年过年全村都敲锣打鼓的踩高跷,现在这些孩子们都不喜欢这玩意儿了,没人看。旁边要是有人看,我们就是累,也敲着有劲儿。”说起这些,敲鼓的老人们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

建设新农村贵在形成长效机制

自从2005年提出建设新农村,十年的时间,这个村庄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四件事在这里值得一提,两件让农民得到了真实惠;另外两件所表露出的问题则显得颇有意义。

第一件是通马路,村子的三条主干道,近几年全部铺上了柏油马路,村与村之间也实现了马路互通。极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不用再和以前一样,大雨大雪后,半个月都出不去村。

第二件是农田灌溉,这也是最令村里人感到高兴的一件。村中的农田灌溉设施去年得到了重新修缮。原来种田,最令村民头痛的就是浇田,开始是用柴油机器从井里抽水,后来发展到用电机提水浇田。每次浇田都要几户村民合伙通宵进行,累不说还要排号等待,并且灌溉成本较高。

现在靠近徒骇河的村庄,全县统一修建了新的灌溉系统,使用潜水泵从河里提水灌溉,到了灌溉季节拧开田间地头的管道阀门就可以浇田,省时、省力、省钱。对于不靠近河道的村庄,县里出资新钻了几口新井供农田灌溉使用。

第三件是农村环境治理。去年年初“农村垃圾治理”首次写入中央1号文件,“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统筹农村饮水安全、改水改厕、垃圾处理……”届时,一场响应中央号召,建设美丽乡村的行动在这个村庄逐步展开。不过,当这场美丽行动真正进入村庄后似乎就变了一些味道。

去年夏天开始,由村委统一安排,给村子的显要路段放了几个可移动垃圾桶,并要求村民限期将自己家门口的瓦砾砖块、违规搭建清理干净,至于村子路边生长的杂草,村委便雇人使用强力除草剂临时消灭干净,以应对上级检查。

行动持续至今半年,农村为生环境的确有所改善。但是,这场美丽行动的声势越来越小。拿村中安放的垃圾桶来说,开始时镇上的垃圾车每隔几天都会进村拉走垃圾。但是随着时间变化,垃圾车进村的次数越来越少。

以前垃圾都是往村头荒地上一倒即可,现在要走一段路才能倒入垃圾桶。开始时,村民们并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但是经过村广播连天累月的不断提醒,也都慢慢开始这样做。正当这种良好习惯逐渐培养起来时,人们发现垃圾车进村次数越来越少,垃圾桶经常倒满没人管。

堆满的垃圾桶,在夏季高温下,散发出熏人的恶臭,附近的村民也都不让再往里倒,被除草剂灭掉的野草也冒出了新芽儿。

第四件是村民家庭安装自来水。大概10年前,上级政府号召村民家庭安装自来水,当时是每户缴纳300元安装费,以后每人每年缴纳水费12元。但是,安装后通水不到一年,就不再供水,输水设施现在也基本废弃。

据说,是因为有的村民家中常年没人,不用水,不想拿水费;还有村民使用自来水浇自家院子里种的菜田,导致整个村子用水量大增,村委收缴的水费入不敷出。最后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便直接把整个村子所有家庭的水全部断掉了,村民只能又回到吃井水的日子。

村民们对此习以为常,因为一阵风式的运动他们经历的太多了。因此,科学规划并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对农村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无界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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