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里存在的「猎身」现象

作者:小道消息

学者项飚写过一本著作《全球「猎身」》,着眼于全球信息产业浪潮中的印度技术劳工。前几天国内某大学计算机研究生跳楼事件,我在微博上写了一些评论,头脑中跳出了「猎身」这个词。中国大学里,研究生导师和学生之间也构成了这种「猎身」现象。

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猎身」是怎么回事。印度人开设咨询公司(Body Shops),作者称之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 IT 技术工人,然后根据客户项目需要把劳动力提供给客户,劳力行直接管理技术工人,在猎身中,工人们与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雇主可以随意的裁撤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人,劳力行可以把这些人指派给另外雇主,或是「坐板凳」,空闲。坐板凳期间只有基本生活费,没有工资,至少从这一点看,「猎身」和外包公司并不一样。另外一点差异之处是,「猎身」存在更复杂更多的中介链条。(更准确的描述请见项飚著作)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学里的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存在某些类似的关系,尤其是计算机相关的专业。自从 1999 年开始,中国大学进行大规模扩招,随后的几年里,一大部分应届本科生被分流去读研究生。而中国的大学教师队伍建设并没有随之扩充。研究生太多,导师不够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研究生导师们突然发现拥有了更多可以支配的劳动力以及智力资源。而这些年来的信息技术普及,让市场又产生了旺盛的需求,这部分技术劳力自然会被发现可以有另外的「变现」方式。

一些研究生导师通过自己校外创建公司或是利用一些代理机构,低成本的用自己的技术工人 — 那些需要他们指导的学生,去承接一些临时性的商业项目,或是送到某些公司去「实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与雇主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上的劳务关系,学生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证,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身体与心里健康。而导师则可以从项目中获利或是从学生的实习费用中直接抽取佣金或是要求学生主动上缴收入的一部分。比如,前述某大学的计算机研究生跳楼,有学生通过网络透露说导师要求「必须将实习工资的 40% 上交」,而更早一些,背景的另外一所邮电大学发生的研究生跳楼事件里,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没有项目可做的情况下,大部分学生也会得到导师发的「工资」,类似「猎身」的基本生活费,在「板凳」期间,可以进行一些所谓科研课题的研究。而事实上,中国大学里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之低也是公认的。

与印度「劳力行」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学里的导师们与学生之间没有明确的合同约束,不受劳动法的管辖范围,但是导师通过学生毕业论文通过与否进行对学生的实际控制,进而可以利用这些近乎免费的劳动力,从某种角度上看,学生像是导师们的雇员,而中国的大学里,也的确有很多学生称呼自己的老师为「老板」,这个称呼的形成并不是没有原因。

导师们对学生的关系会让人想起中国旧社会里的「学徒」机制,师父对徒弟严格控制,「三年徒弟,三年奴隶」,不需说,那些学徒的三年是苦不堪言的。作为对比,过去师徒间的约束是通过社会行规,或是中间人担保,现如今,导师控制是否可以通过论文答辩拿到学位对学生进行有效约束。尽管如此,学生对导师的逆来顺受仍是让人费解。学生之间很难联合起来对抗导师,而多数人又对学位和文凭过于期待,自己投入的三年时间不想白白损失掉,无法忍受这个损失,最后权衡下多数人选择顺从,忍辱负重后挣脱牢笼。

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情况下的三年时间的「深造」阶段,依然能够让不少学生获取一定的实践经验,得到能力的提升。进而在毕业后的市场上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但总体上看,劳动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浪费。

这是中国大学中特定存在的某种现象,研究生导师和学生之间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关系结构更为复杂,在缺乏对研究生导师群体的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太多因为学生受倾轧而导致的悲剧。这不是个例,以后必然会越来越多。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是,尽快引导让这部分技术劳力资源进入市场。让市场进行分配,而不是被体制下的导师们进行低效的控制使用。现在中国总体上缺少智力劳动资源,潜在的需求空间非常大,我们应当对此保持乐观。

后记:这不是一篇学术综述。缺少扎实的数据参考,对引用的文献记录也未做详细说明。有人感兴趣的话倒是可以就这个话题做一下调查研究,应该算是不错的社会学研究素材。如果真有人受了启发,记得回来感谢我。实在不行,我去读个社会学研究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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