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体制这五年

我辞职后,准备做一个职业专栏作家。各种条件都对我有利,我当时有四五个专栏,还有自己主办的杂志,实在不行往自己杂志上发啊。但在舶来的非虚构作品的烛照下,我准备再往前迈一步,我要写独立的特写报道,就像何伟、张彤禾做的那样。机会来了,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一位杭州的国画家。介绍并陪同我去采访的是我的一个好友。

在画家那里,我注意到他工作室悬挂的与习近平的合影,他在当时的省委书记面前垂手笑着,腼腆地像第一次见老丈人的毛脚女婿。他讲了自己的经历,怎样从一个厨师进入体制,成为一名有固定工资的画家,并且得到了市政府奖励的人才房。回去之后,我奋笔写下了《艺术家到体制中去》,发到一家报纸上。没过几天,我就接到了好友的电话,她说,画家朋友生气了,你把他写得那么不堪,好像是没本事跑到体制内混日子似的!

我才明白我当初的想法太幼稚了。

张彤禾在写《打工女孩》的时候,毫不避讳地揭发敏从工厂里偷窃coach皮包的事,如果厂家跟敏较真的话,她的最好的年华,甚至整个后半生恐怕要到监狱里度过了。因为张彤禾说敏的屋子里挂满了coach,以市场价计,以盗窃罪论,够她喝一壶的。

西方的记者为了真相,从不为当事人掩饰,在他们成名的路上,碾过很多天真烂漫不设防的采访对象。我想照搬这一切,全然忘了中国的环境。这篇稿子给我带来1000元的稿费,但我的损失是巨大的。它伤害了我的好友,同时,也堵住了我在杭州文化圈的一道门。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用不了一年,所有的门都会对我加锁。

我学乖了,在以后的访谈中,我用平生所学,不由自主地为被采访者唱不属于他们的赞歌。采访一个出身于矿区的餐馆女老板,我会深情地引用契诃夫的《樱桃园》。采访一个文化掮客,我恨不能把《圣经•诗篇》里的好词都用上。

我呀我,为什么让伟大的母语在笔下变得如此谄媚?只因为,我要在体制外生存。社会资本是少数几样能供依靠的东西之一。把人写得好一点,尽量谁都不得罪,这样才能与这个圈子共处。

体制外生存是个什么状况?我身边有两个例子。都是文化圈、艺术史上能留下一笔的人。

我认识一群先锋艺术家,他们在徐家汇水泥厂改建的西岸艺术区搞了个双年展。我看了他们的通稿,为了让更多的人似懂非懂,专门用了拉丁文。什么reflecta(进程),还有fabrica(营造),总之都不是通俗易懂的Africa或者America。”我相信,汉语再无能,至少有五个以上的同义词可以表达这个意思,但都不如这组拉丁文有巫术般的仪式感。

这其中有我认识的一个熟人,他结束了多年的吉卜赛人状态,回归了体制之中。

相比之下,体制内的文化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我曾经认识一个满口山东大葱味的人,甩出一张名片给我,上写着莎士比亚学会秘书长。what? 莎士比亚学会。好吧。好吧。我闭嘴,我这个读过一些原作,还会背片段的人。

这不是孤例,也不是个案,一个单打独斗的写作者,会像鸿毛一样被风吹走。大作品?不可能有大作品,连中作品都很少。因为大部分握笔的时间用来写谋生稿,其余时间交给辛苦恣睢,交给柴米油盐,交给贫贱夫妻百事哀……

作为体制外的文化人,抗打击能力之脆弱,是你无法想象的。脱离体制意味着你以前的关系网,除了少数铁哥们和没有利害冲突的同好之外,统统作废。因为你已经无物可交换,而你又是高傲的,不愿意空手求人,将来无以为报。

体制外还意味着,你要让知道你过去背景的人,以为你过得好,至少不比以前差。如果潦倒落魄,那也打倒牙齿和血吞,坚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来。

有一次,我在家附近的宾馆闭关写作,回家时老婆无意问我,是不是我们老了,没有养老金。我搪塞地安慰了她之后,回到宾馆,哭了一场。我不愿看到自己老无所依的样子,这个好办,我可以在那一刻来临前祈求上帝让我体面地终结自己的旅程,但我的爱人,我的孩子,如果我不能许他们一个未来,我将多么羞愧地离去。

但是我感谢生命中的好朋友们,他们使我的生活有了新的可能,使我走上了一条专业编剧之路。

在2013年,我去采访之前只有过一面之缘的余青峰老师,他那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编剧,获得过曹禺奖。两人相谈甚欢。余老师有意提携我,邀我一起合作去编一出近代史题材的话剧,导演是李伯男。这出戏虽然因为投资方原因最终没有制作,但我拿到了相当丰厚的稿费,并且打开了进入编剧领域的窄门。

2013年秋天,在北京几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得以把一个原创的话剧剧本《鱼眼》,递交到人艺导演的手里,在经过初步认可和多次修改之后,于一年后在北京人艺上演。

北京人艺是话剧界的金字招牌,在人们心目中,那是老舍、曹禺先生的领地,能够将自己的名字忝列其间,不但与有荣焉,而且对于拿下其余编剧的活有着实际的帮助。因为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就会省力很多,不是“这是编剧王佩,他曾经如何如何,他的作品有哪些哪些”,而是“这是北京人艺合作过的编剧王佩”。

咱们内地的影视娱乐行业,正成为最逆势上扬的产业,对于IP(有知识产权的内容)的渴求,对于合格编剧的热望,使得很多人都转入这一领域。这是一个欲望重重、蠢蠢欲动的朝阳产业。谁能早一点投身其中,早一点快速学习迭代,谁就能把编剧当成一种职业,分得一杯羹。

就在我觉得编剧事业已经起步的时候,又一条拦路虎挡住了我:健康。

进入中年以来,我常常被身体出现的意外情况吓得半死,每每给自己用搜索引擎看病,更觉得越看越像是绝症。每一次走进医院都是迫不得已,都带着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决心。每次诊断结果出来,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放松。直到下一次,新的状况又把我推到医生面前。

我的大多数健康问题都是肥胖所引起的,每年的体检报告出来,如果只是脂肪肝这样的老问题,对我来说都像摸到大奖一样。然而,好运气并不总是伴随着你,尤其是你选择与危险同行的时候。

去年五一我去陕北采风,与朋友爬一座只有几百米的小山。忽然发现,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只爬了不到三分之一,我就停下来撑着膝盖喘着粗气。从陕北回来,我下了一个决心:减肥。

但是,我知道自己意志不够,我还需要几个一同减肥的朋友。恰好,我的好朋友郭艳茹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一瘦再瘦”。里面都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那就是一瘦再瘦,直到无须再瘦。

本群的一大优点是大家都是海洋一样宽阔的中年人,能够互相激励,更能够互相安慰。每次不慎吃多,或者偷懒不运动,得到的都是温暖的鼓励,而不是批评和指责。

本群的第二大特色是不主张运动。如果BMI肥胖指数过高,运动反而损害健康,所以我们把重点都放在吃上。主要办法是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有群存在的最大好处是,每天早晨可以向大家播报体重,这是一种很棒的激励机制。在群友的赞许鼓励宽宥声中,体重不知不觉就在一路下降。我的体重从2015年6月份的92公斤,降到年底的72公斤。半年时间,减了20公斤。

当体重降到80公斤以下,我就开始加上运动:每晚到体育场的塑胶跑道上走路,速度也不快,时速6公里,每次一小时,除了重度污染以及有要事之外,风雨无阻。运动这件事,它释放痛。而痛苦这件事,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应该既私人,又短暂。利用运动来消解,再好不过了。

我走路不听音乐,只听电影,那些经典的、大师级的、终生喜欢的电影。一边听一边体会它的结构、故事、声音,还有画面,在我内心秘密的放映室里,会以我想象的方式重新播放出来。电影情到深处,我会随着落泪;激昂之处,我会随着欢喜;那些幽默的段落,会让我笑出声。比如听《日落大道》,倒霉编剧说,”大公司拒绝了我的剧本,也许因为它们不够原创,也许因为它们太原创了!”我为这个”太原创了”,笑了200米。

瘦身带来的好处,可以罗列一大堆。对于体制外的编剧来说,除了健康状况变好之外,还有两个最大的受益之处:

一、身体变瘦之后,耐受力增强,以前做不了的动作,现在可做了;以前受到的限制,现在不再受限了。这种感觉,就像蝴蝶从蛹壳里爬出来一样。

二、由于一边慢跑一边听电影,使我的业务能力有所增强。半年以来,我减掉了45斤,听了30多部电影,有的电影还反复地听。以前写对白是我的弱项,听了电影之后,我学会了对白该怎么写。好的对白,只要人物一张嘴,你就感觉到那股拧巴劲儿,然后吸引你听下去。我曾买了世面上所能找到的全部的编剧书来读,收获寥寥,但是听电影让我一下子明白,编剧有术,但不在理论书里,而在好电影里面。在所有学习编剧艺术的手段里,没有比体悟好电影更好的方法了。而听电影,更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发现之前忽略的要素。

三、最为重要的是,减肥让生命有了意义。一天不管多么白过,虚度,什么正事也没干,但是因为控制了饮食,做了运动,顿时觉得还是干了一件正事。看着次日没有反弹的体重,对自己增加了些许信心。而就凭这点信心,就可以把山移开。

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我虽然脱离了体制的庇佑,却在市场的腥风血雨下存活下来。我不敢说自己多努力,我只是找对了方法。那就是认准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把兴趣、爱好和快乐结合在一起。同时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弄好,以对抗各种各样的打击。

这两年纸媒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前几天听说我的前东家已经停发了年终奖,而我刚刚签了新的编剧合同和一份新媒体合作合同,一年的收入是体制内的两倍以上,并且我是自由的,可以多陪家人,发展自己的爱好。

我不能说自己已经财务自由。不要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各种问题,无论在体制内外都做不到这一点。Alfred D. Souza写过一篇《论幸福》:

“长期以来,我总觉得生活马上要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但是,总有一些障碍挡在路中,需要先跨过去。总有一些事务需要去完成,需要留足时间。总有一些债务需要去清偿。等一切安置停当,生活才会正式开始。直到最后,我猛然省悟,这些障碍就是我的生活。”

学会与障碍共生共处,学会在跨越障碍的时候,享受片刻的幸福和欢愉。这就是我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一点建议,也是我离开体制后再也不想回头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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