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之死

在我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把大锯。有时在半夜,它会发出“铮”的一声,声音很大,就像锯条要断了。一家人立即被惊醒,赶紧起床。大家知道,有人去世了,这是亡灵来报信,要请爷爷去做棺材。

爷爷是方圆百里手艺最好的木匠。

爷爷去世已经10多年了,他100岁的时候,照老家的规矩,我们都要回去给他祝寿。爷爷的墓清明节刚刚修葺过,虽然已经长了细长的青草,也还能看出很是齐整。

从墓地回来,我到屋顶的阁楼上找到爷爷那张传奇的大锯。大锯有两米长,锯片已经锈迹斑斑,木柄是柞木的,抹去灰尘,乌黑油亮,透出被辛劳的岁月磨得光滑了的品质。用手指轻轻弹了弹锯片,发出清脆的“嗡”的一声,像是对这突然造访的亲切回应。嗡嗡声没有立即消失,而是朝窗外远远地飞去,使得阳光下的轻尘在这嗡嗡声中不住地颤动。

自从爷爷去世之后,这大锯就在这里积了10多年的灰尘。甚至已经没有人会想起曾有过这样一位著名的木匠。

事实上,爷爷从1958年起,就不是木匠了,就没有做过一天的木匠活。其他的农活,他也不做,那一年,他才46岁。他就下定决心洗手不干了,从此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人。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所有的一切,都充公。

田地、牲畜、家具,甚至屋周围长的银杏树,也要移植到公路的边上,属于全人类。现在老家门前的那棵银杏树,也曾被移了去。

1958年的秋天,生产队派了两个人,带了绳子,带着锹,要来挖了这棵银杏树,栽到很远的公路的边上。爷爷阻止了他们。他说,你们不会挖,你们会把它弄死。我来吧。我挖好了,陪你们去,我跟你们一起把它栽好。这棵银杏树,和邻居们屋前屋后的树一起,就这样站到了尘土飞扬的陌生的公路边上。1962年,风潮过了,人们又纷纷赶到公路边上,把自家的树挖了回来。移过去的时候,树死了一大批,移回来的时候,又死了一批。爷爷也去了,把他的银杏树也移了回来。这时候,父亲已经18岁,是他跟着爷爷去抬的。树出去了三年,瘦了一圈。之后,又花了三十年,它才重又变得茁壮。

这棵银杏树还是爷爷学徒的时候,从主人家移过来的。也许是因为记录了他一段年轻的岁月,他对它一直呵护。每年过年,都要在它的树干上贴上一张“福”字,希望它有一天能长成参天大树。是的,现在它的树枝已经越过村里最高的屋脊,它的浓荫也足以庇护所有的家人。可是爷爷已经不在了。

公社化让爷爷失去了努力的方向。他辛苦挣得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都跟他没有了关系。于是,他再也不肯参加集体劳动。村里的干部几次要派人用绳子来捆了他去做活,因为他曾经的木匠的名声,终于还是由了他。

只是不分给他口粮,让他饿去。一家人每顿省一碗照得见影子的大麦粥给他。他只吃一碗,吃完了,就在墙角的小凳子上坐下来,找一块小木块,用小刀小凿刻“醉八仙”。这“醉八仙”的图样,是住在村西土地庙里的东溪给他的。东溪是他的好友,也是有名的雕匠。

我小的时候,还从他的工具箱里找到一个倒骑着毛驴招着手呵呵笑的张果老,当成宝贝藏着。我让爷爷再刻几个,本是有求必应的他,却不理我。过了1958年,他就再也没刻过“醉八仙”。

爷爷曾经有过什么梦呢?我问过父亲。父亲也不知道。母亲说:“他还有什么梦,他就是懒。早饭都是坐在床上吃的。”父亲说:“他不是懒,你们都没看过他干活的样子。他是能吃苦的。没日没夜地干。白天去人家做木工,晚上到地里干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一个人,养活了我们一大家。你奶奶从嫁过来,就病恹恹的,做不了活。一家人,就是靠他。”

我不信。我认为奶奶是天底下最勤劳的人。我所看到的奶奶,每天给爷爷烧饭烧菜,碗端给他,筷子都要递到他手上。要说是奶奶养活爷爷,我倒相信。

奶奶是在我 10岁的时候去世的。1980年。我站在屋前的银杏树底下,人们用长长的竹匾抬了她回来。父亲跟在后面哭。奶奶被放在堂屋里的一张床上,我坐在她的旁边,看着她。她喘息着,说不出话。爷爷坐在她的脚旁边,焐着她冰冷的脚。慢慢地,她停止了呼吸。而爷爷还是一动不动,一直抱着她的脚,放在怀里焐。

30年过去,只要想起奶奶,我就觉得温暖和幸福。

奶奶总是在笑,一点不在意满嘴的牙全掉了。满脸的皱纹里都是笑意。她要我骂爷爷,骂他老糊涂。我就躲到桌子底下,骂爷爷——“老糊涂”。爷爷听了也笑,一点不在意。奶奶高兴得咯咯直笑。我和弟弟都护着奶奶,不帮爷爷,奶奶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奶奶常常坐在太阳底下,拔下发髻上的一根银簪,放下斑白的头发,用一把缺了好多齿的木梳慢慢地梳,一边跟我讲爷爷的故事。我坐不住,听不长,听一会儿就跑了,拔一根草,捅我们家茅屋土墙上的小洞,小洞里住着野蜂。奶奶就说“:小乖乖,不能捣了,再捣,房子就被你捣塌了。”

房子还是爷爷年轻时盖的。我们一家在泥土墙茅草顶的房子里住了四十年,到我十多岁了,父亲才翻盖成了砖瓦的平房。然而爷爷盖这房子,也是不得了的事。那时,连房基地也没有,要用“袁大头”的银圆买。那时爷爷还叫宏儿木匠,手艺好,周围的人家都来请他。他忙不过来。每天跟徒弟抬着这大锯来来去去。大锯一直挂在这堂屋的墙壁上。到我18岁了,离家远行的时候,还挂着。

大锯是个极有意义的象征。那是爷爷一生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他天天有活儿做,人人夸他的手艺好。可是为了做一个好木匠,爷爷却经受了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可怕历程。

爷爷18岁的时候,北边村子上,一个好手艺的叫做正新的木匠看中他,要收他做徒弟。然而爷爷的父亲不肯。他的父亲叫万里,性格刚烈,沉默寡言。他说,宁去登工,不学木匠。登工就是去给有地的人家当长工。因为学做木匠,一学就是三年,三年,就是给师傅家当长工,什么活都得替他干。木匠活计繁复难学,不是聪明伶俐的人,根本学不了。即便是学会了,置办全套的木匠工具,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原先,曾祖父万里的家境还不至于贫寒到这个地步,可就是在爷爷出生的这一年,家里遭了一场大火,被烧得干干净净。1911年的冬天,爷爷才几个月,衣服都没来得及穿,万里用被子把他一裹,就冲了出来。这是一场人为的纵火事件。这场大火改变了我家的命运。纵火者的那个家庭,在100年后的今天,依然留存着一种奇异的难以解释的因子。他家连续出了三代呆子。100年前,当他还在世的时候,一个道士就当面告知了这个预言。

对于我的曾祖父,那个抱着我的爷爷逃出火海,名叫万里的人,我没有丝毫的记忆。他早在1946年就去世了。有印象的就是,爷爷每年的清明节,带我去他的坟墓上磕三个头。家里堂屋的一个叫作家主的长案上,供着一块写着他名字的牌位。牌位是小小的木刻的墓碑,表示祖先的灵魂驻足于此。清明、冬至、过年,和他们的忌日,都得跪拜。如今,这案几上,除了万里的牌位,又增加了爷爷和奶奶的。奶奶的牌位比较复杂,是她去世后,爷爷特地为她做的。他在牌位的外面,加了一个雕刻着图案的木套。这个木套是手艺荒了几十年的爷爷最后的作品,它花费了木匠整整一个月的光阴。我每天放学回来,都看到他坐在门口,凿着,刻着。因为年轻时的过度使用,他的手已经有些发抖,胳膊也难以抬动。

在奶奶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我会每天盛好饭,摆在她的这木牌前面,噙着泪,说:“奶奶,吃饭啦。”当碗上饭菜的热气被风吹向牌位时,我真觉得奶奶就在那里,慈祥地朝我笑着。奶奶去世的那年,我10岁。奶奶去世之后,再也没有人“护短”了。父亲可以任意鞭打他的儿子。也许正由于父亲之后的无所顾忌,使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思念着去世的曾经溺爱我的奶奶。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23岁。我在珠海,被“莫须有”地关在看守所。出来的那天,接弟弟的来信:爷爷走了。那天正是中秋节。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海边,听着黑暗里的海水整夜地咆哮。

在他们去世了六七四十二天之后,便不再有人在他们的牌位面前摆上碗筷,请他们回来吃饭了。时间越长,他们就离我们越远。现在,只有清明节,我偶尔会回到老家,去爷爷奶奶的坟上,除去杂草,添几锹新土,拖来在田野里乱跑的女儿,给他们磕头。在我小的时候,对清明节最深的记忆,就是一大早,爷爷扛了锹出门,去给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上坟。我跟着他,学他的样,对着修葺一新的坟堆磕头。

1929年,爷爷18岁,终于还是当了正新木匠的徒弟。

爷爷学徒是一段可怕的经历。他的师傅正新虽说手艺好,可是带不到徒弟。他脾气暴躁,人人都怕他。爷爷才跟他一个月,因为刨一块木头,刨子没有磨快,用力往前推的时候,跳动了。正新顺手就把手里的一块木头砸了过来,砸在爷爷的手上,立时血流如注。爷爷跑回了家。正新新娶的女人性格贤惠,人也漂亮,几次过来劝说,爷爷又跟她回去。过了半年。这半年,少不了拳打脚踢。忽然又不知道什么事,惹得正新火起,他竟拎了手里的斧头,就朝爷爷扔了过来。爷爷避让不及,斧头砸在了头上,立刻一头一脸的血。爷爷逃回了家,哭着,说什么也不肯再来。然而,拜师时,纸上就写好,徒弟听任师傅打骂,打死不用偿命,必得做完三年。正新木匠找人来说话,承诺不会再打,爷爷万般无奈,又回去跟他。

才学了一年半,谁知正新得了一病,卧床一月,竟死了。爷爷回到家来,既舒了一口气,也十分失落。手艺没有学成,这一年半的苦算是白捱了。正新木匠不在了,正新女人拿了些他的工具送给了爷爷。其余都算不得什么,只是一张大锯,确是不错,让爷爷感到十分满意。直到他80多岁了,不做木匠也已经30年,每到过年的时候,他还要拿下来,用布擦干净,再让我裁一条红纸,

他用毛笔写上“治木如神”四个字,贴在上面。这张大锯是他最爱护的宝贝。后来出门做活,无论去多远的人家,晚上,大锯是一定要带回来的。父亲说,大锯会显灵。大锯显灵是在爷爷如日中天的时候。

爷爷从正新家回来不久,北村的二木匠收他做徒弟。二木匠脾气好,却不怎么教他,只让他跟在一位请来的帮手华师傅的后面。华师傅是一个奇人。识文断字,文质彬彬,不像一个木匠,可是手艺却又好得出奇。爷爷跟在他后面的确学了不少绝活,而且,还识了许多字。《三字经》、《百家姓》,都是跟他学的。跟了华师傅两年半,有一天,华师傅突然不告而别。只有爷爷一个人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在多年之后,爷爷曾尝试去投奔他。

爷爷手艺既已学成,便回家自立门户。时间不长,名头便闯了出来。接着就是成家立业。

奶奶是北新街人,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只是她父亲好赌,家产被败光,只好下嫁给了木匠爷爷。在我想来,奶奶年轻时一定是好看的。然而父亲说她年轻时就体弱多病,黄黄一张脸,只是在爷爷木匠活最红火的那阵子,身子才变得好些。到了1958年,没饭吃了,她把藏在地底下的一罐米挖出来,熬点米汤。米吃完了,又能变戏法般摘来树叶,挖到野菜。“不是她,家里就得有人饿死。”父亲说。奶奶想法照顾每个人,自己却饿出了病来。我记得,她常常坐在灶前的矮凳上,一只手捂着胃,一只手掀起褪了色的蓝围裙擦脸上的汗和眼里的泪。她从早上起床就围着这条破旧的围裙,一直到晚上睡觉,甚至过年也是这样。她为全家人做饭。她总能做出饭来。父亲说她是得胃癌死的:“送到医院,医生用手术刀划开一看,说不用看了,抬回家,烂得像豆腐渣。”

奶奶嫁过来的第二年,生了大伯庆林。爷爷做木工挣了钱,买了块宅基地,可是再也没钱盖房子了,就打算把在住的房子搬过来。搬房子并不难。先用木棒把房子的所有关节点支撑好、绑好,然后把土墙推翻了,只剩下屋架子与茅草的屋顶。爷爷的弟弟,拿了铜锣挨家挨户敲一遍,说:“抬——房子——”。全村的男人们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赶过来。数百人,在统一的号子声中抬起了房子,移到已经平整好的宅基地上。放好了,再在四周筑上厚厚的土墙。

打土墙要几天时间,不过,只要请两三个人就行了。要壮汉。先用两块木板夹住,在里面填上泥,泥是精选的。然后用长柄的榔头用力砸,直到把泥砸得结结实实了,再向上移木板,再填泥,再砸,够高度了,墙就好了。移过来的家,屋顶也要修。爷爷是木匠,修屋顶他是拿手的。屋梁是不用动的。梁是大木料,买不起。只能把破损了的椽子修补好。椽子上面盖的是芦席,芦席上面盖的是草。这样的屋子,麻雀是喜欢的。它们很方便地就在屋草里做了窝。由它去,没有人管它们。

爷爷是更努力了。几年下来,又在屋子的东面买了块土地,把屋子从两间加到四间。买地盖房,花的钱是可怕的。爷爷花去了没日没夜挣来的银圆,还搭上了地里几年的收成。然而新房落成后,他是满意的。他干劲十足。天不亮就出去,到天黑了才回家。他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响亮,成了方圆百里最好的木匠。

突然有一天,他每天挂在墙上的那张大锯发生了一件奇异之事。当时是深夜,静悄悄的,所有人都已入睡。墙壁上的大锯忽然铮铮几声响,像是有谁用手指敲过。全家人被这响声惊醒,以为有什么东西掉了。起床一看,什么也没有。时间不长,又是一声。再起来看,还是什么也看不到。天亮了,有人来拍门,说昨晚有人死了,请爷爷去做棺材。

周围几个村庄里,爷爷做的棺材最好。爷爷立即派伯父和父亲四处找帮手。碰到这样的事,必须一天之内做出棺材。而且,任何一个木匠,只要喊了,手里有再重要的活儿,都得放下,立即赶过去。他们也乐意去,因为能拿双份的工钱。况且,没多少工钱也要去,谁不去,谁的头上就可能降下莫名奇妙的灾祸。所以,做棺材是木匠们的头等大事。

奇妙的是,从这之后,只要半夜里这大锯响了,第二天天一亮,必然有人来报信,有人去世了,请他去做棺材。

“经常是半夜,大锯一响,我们就都起来。你奶奶做饭给你爷爷吃,我和你大伯做伴,去邻村给你爷爷找帮手。有时候半夜下着大雨,我们两个淋得浑身都湿透了,才把师傅找着。这样急急忙忙去找师傅是有原因的。因为穷人家的棺材,要五六个人做一天。富人家的,讲究了,要七八人做一天。必得当天做好。所以得请不少的师傅。去晚了,师傅们上别人家做活了,请就不方便。而且时间耽搁不起。”对于大锯报信的事,父亲和伯父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因为太令人难以相信了,他们才一再向我重复。可我还是将信将疑,只是对于挂在家里的那张大锯,忽然有了一种惊惧之心,一般不怎么敢去动它。不只是我,家里谁也不怎么去动它。所以,即使是在爷爷去世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被完好地保留着,没有像爷爷其他的工具那样一件一件地毁坏与失落。

大锯不响,是在公社化之后,已经没有哪家会请木匠,他们没有能力置办家具。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为了田地里能产出天文数字的粮食,说要深耕土地。有人发明了一种机械,叫“搅关”。搅关是用木料做的,像一个巨大磨盘般的东西。“圆磨盘”四周插上木棍,由人推着转动,磨盘转动的时候,一圈一圈拉动长长的粗粗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系在一只有着巨大犁头的犁上。这样的犁是专门用来深耕土地的,牛是拉不动的,只能由人来推动这搅关拉。人们打着号子,前赴后继地推动着这搅关,将犁深深地耕下去,都翻出了黄土。可是绳子和木棒吃不消,常常会断,木头做成的搅关也动不动就会散架。爷爷就守在这搅关旁边,随时维修。

爷爷觉得这是他所见过的最为荒唐的事,装病,不去了。时间不长,人们没了饭吃,也就没有力气去推这个搅关。

接着就是建“万头猪场”,必须在短时间内建成100间养猪的猪舍。1958年年底前,公社就要来人检查。爷爷和我的伯父庆林,还有另外两个村民,开始了日夜奋战,村里的杂树几乎被砍光。就在这一年,村子里的树,一部分移到公路边,一部分锯了给集体造农具,最后还剩下的,在这一次,终于被砍伐一空。整个村庄里,连一棵碗口粗的树也找不到了。爷爷受着逼迫砍树,内心十分悲痛。“真是造孽,再等上几年,这些树都能有大用啊。”然而就是这样,木头还是不够。大队支书说,百间猪舍一定要按期完成,只要建起来,就是胜利。完不成,就是反革命。伯父怕当反革命,就想了个办法,四处找来向日葵杆子,当柱子和椽子。上面小心地铺上薄薄的茅草,远远看,俨然便是屋舍。很快,百间猪舍搭好了。大队支书十分满意,每人多奖励一斤大米。爷爷拎了米回来,长长叹口气,说:“树都没了。”

万头猪场的百间猪舍,在检查团走后没几天就倒了一大半。爷爷对伯父说:“这就是你盖的房子!”

1958年之后,田地和一切财产都集体化,村庄里再也不需要木工了。即便需要,也是去做一些不入流的勾当。

对于爷爷这样的木匠来说,那是极大的侮辱。他开始闭门不出,也不再参加任何集体劳动。他自己找了点杂树的木料,做了一把椅子,每天起床后,就搬了椅子坐在屋门口的银杏树下,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一直坐到天黑。

1993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我的爷爷,罢工35年的同守木匠无疾而终。作为长孙的我,不在他的身边。我在珠海,被关在吉大的派出所。等我回到家的时候,爷爷已经变成一行漆黑的墨迹,写在他自己削制的牌位上,奶奶名字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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