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祖母关于抗战的回忆点滴

【这是前些年口述整理的,文中的“我”即我外祖母】
【按说应当配些照片。原来确实有不少抗战时期的照片,但文革时被军委彭德怀专案组抄走一批,至今也没归还,剩下没抄走的都烧了】

1937年阴历二月,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从北平去南京。我父亲当时在南京陆军大学特二期培训,全家都住在南京城北许府巷的私宅中。1937年暑假时,正赶上上海8·13事变爆发,于是母亲带着孩子从南京前往桐城老家。我在桐城上了半年学。过了1938年春节之后,从桐城向内地转移,父亲从武汉派了一辆卡车,接我们到武汉。我们把行李铺在车底,人都睡在行李上面。在路上还碰到两个从安徽向西逃难的女中学生,于是让她们和我们一起搭车。

到武汉之后,我们住在武昌的蛇山,经常能看到日本人空袭武汉的情景。当时日本飞机三架一小队,九架一中队。他们欺负中国没有飞机没有大炮,飞的特别低,不光看见太阳旗,有时候还能看见飞行员的头和脸。日本飞机主要轰炸的是汉口和汉阳。扔炸弹不多,每架飞机一次扔三四枚就走了。

到1938年秋天,武汉吃紧,于是母亲带着我们坐船去重庆。从武汉到宜昌的大轮船是一艘运送伤兵的船,他们坐的是三等舱,底下的货舱里全是伤兵。伤兵的伙食费都被运送人员贪污了,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伤兵到上面的船舱要饭。当时的旅客大都自己带干粮,母亲给了一名伤兵一个馒头,一块咸菜,他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母亲问他为什么没吃饭,那个伤兵说能动的伤兵全都出来找客人要剩饭吃,不能动的就在下面舱里挨饿。我还听见上面一二等舱有人叫唤,跑上去看,只见一个伤兵被绑在栏杆上,一个穿着军官服的人正在用皮带抽他。这个长官是接收伤兵的,找了个轻伤员当勤务兵伺候他,挨打的伤兵是因为跑到长官舱里偷东西吃。接收伤兵的军官住轮船的头、二等舱,三等舱卖给旅客,底舱是伤兵。我看了一会儿,就下去回舱房了。

从武汉到重庆,中间需要在宜昌换小轮船。当时通过父亲托人,找到一条跑上游的小轮船,是民生公司的。我记得宜昌码头上全是人,主要是逃难的难民,还堆积着很多货物。那艘小轮船是运汽油的,不准拉客人,母亲给了钱之后偷偷安排上船。计有我的奶奶、四个小孩、怀孕的母亲、还有两个老佣人。

因为那条船是运油船,没有客舱,所以睡的是大通铺。到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时候已经天黑了,船老大让乘客下船。母亲说:“我们人太多,有老的小的,行动不便,说能不能明天再上岸?”船员说:“一定不行。必须今天晚上都走。这条船是不准搭人的,带人是偷着带的。让人看见了就要挨罚。”于是母亲让我和大弟弟先去朝天门找旅馆,然后雇了两个滑竿,抬着人和行李,到了朝天门码头附近一个小旅店,包了一间房子。

当时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旅店的老板娘不让睡觉,说要先吃夜宵。我当时只有八岁,觉得四川人的习俗真奇怪,竟然在半夜吃饭。还记得夜宵吃的是炒胡豆(蚕豆)和江米粥。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着火了”,出去打听,才知道起火的正好是那艘小轮船,在搬汽油的时候撞洒了油桶,结果燃起了大火。母亲说:“万幸,万幸,幸亏我们下了船。”

我们一家在重庆市住了大约半年时间,这时候就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了。跑警报的时候,母亲把细软首饰装了一个藤箱子,随身携带,还带着一袋子干粮,里面全是馒头和烧饼。每天往干粮袋子里面装新的馒头烧饼,吃换下来的粮食。

在重庆城里住了半年之后,母亲带着孩子去了江津县。一开始是住在城里,日本飞机从江津上空飞过的时候也有警报,于是母亲就又带着孩子跑到江津乡下,住到一个叫德感坝的地方。那里就很清静了,没有空袭警报。当时成渝铁路已经修建了路基,但是没有铺铁轨。路基很高,上面种的全是豌豆和蚕豆,开花可漂亮了。小孩子常去路基上面玩。

当时母亲一路逃难,一直带着两个家中的老佣人,男佣人负责买东西、做饭,女佣人洗衣服做衣服、做鞋。男佣姓张,山东人,我们孩子都叫他“张伯伯”。有一次,母亲租的院子里结的葡萄被当地人偷摘,章伯伯和偷葡萄的人吵架,那个四川人在成渝铁路的路基上跳着脚骂人。张伯伯是山东人,口拙不会骂人,于是抄起扁担说“我揍你”,跑到路基上面去追,那个小个子四川人跑远了之后继续跳着脚骂他。

我们一家在江津住了两年多。当时冀察战区驻重庆办事处给内迁的长官亲属每个月发100元法币生活费,母亲每个月去一次重庆领钱。回江津的时候要带一大篮子面包、饼干、糖果。母亲的哥哥(石敬亭)每月也给她100元费用。当时的物价很便宜。德感坝每三天有一次集,家里所有吃的用的都从集上买。每次买一篓桔子、一捆甘蔗,大约花3元法币。

由于抗战的原因,当时四川的桔子虽然年年丰收,但是运不出去。桔农只留桔子皮和筋络卖给药材商。在重庆,一个铜板可以买一大盘剥好的桔子,也可以买一个烧饼。江津有很多伤兵,都去桔子园吃桔子。当时的规矩是在园子里可以随便吃,但是不许把桔子带走,而且还要把桔子皮留下。伤兵非要把摘下来的桔子带走,说“老子打日本受了伤,吃你个桔子还不行啊”,于是小孩们也跟着摘桔子。

有一次母亲从重庆领生活费回来,对家人说:“哎呀,重庆可不能去了,炸死好多人,都摆在大街上。”曾祖母说,那次轰炸重庆时,还有很多人跳到江里躲炸弹,于是日本飞机就把炸弹扔到江里,炸死很多人,尸体都漂在江上。

1940年底,母亲和子女被父亲接到洛阳,当时坐的是卡车,从重庆经过成都、剑阁、宝鸡、西安,来到洛阳。到洛阳后,全家住在洛阳郊外,冯玉祥治豫时期盖的“西工”兵营。记得在洛阳赶上了一次日食,当时洛阳城里的男女老少都敲铜盆说“天狗吃太阳了”。我在洛阳参加了童子军,当时每个学校的童子军领巾不一样。男孩子穿短裤,女孩子穿裙子,上衣都是黄斜纹布做的。有一次他们参加童子军检阅,扛着军旗走到洛阳城里,一看台上的检阅者,正是我父亲,他是代替卫立煌去的。我们回家之后累得半死,大弟弟气鼓鼓地说:“爸爸敢情好了,坐汽车去的,我们还得走着回去。”

卫立煌在中条山失败后,洛阳吃紧,于是母亲又带着我们搬到宝鸡,准备跑回四川。一路上坐的都是火车,在潼关需要“闯关”。当时日本人在黄河对面的山西风陵渡,这里的黄河最窄。日本炮兵在河对面不时炮击火车,所以火车到潼关之前,所有的乘客都要下车,火车拉着行李飞快地开过去,旅客自己雇排子车或者步行,翻山闯过去,叫“闯”关。

河南局势缓和之后,母亲又带着我们回洛阳,到潼关的时候正好是除夕,所有的饭馆都关门,叫不开门,实在没有办法,就吃饼干、喝开水。当时的人逃难,随身都要带两样东西:饼干桶和开水壶,每天早上灌一壶开水。在洛阳住了一段时间后,洛阳又告危急,于是去了陕西华阴。我在那里上学,当时男女分校,伙食费是一个月一斗麦子。每天吃四个菜:一盘水煮白菜,一盘辣椒面,一盘小盐(苦的),一盘醋。学生们一个月回家一次取麦子,每次从家里带一罐子炒咸菜或者猪油炒咸盐。

我们一家在华阴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西安。到西安那年正值1941年河南大灾。逃到西安的河南难民多极了,去居民家里要饭吃。要到我们家时,母亲说“不能多给他们吃的”。当时我觉得母亲小气,母亲解释说:“那些难民的肠子都饿细了,吃多了就撑死”了。有一次日本人空袭西安,我带弟弟妹妹去城墙玩,城墙下挖了很多小防空洞,我让弟弟妹妹在里面,自己站在洞口伸开胳膊,以为这样就能把炸弹挡住。

我在西安上的是两所教会学校,记得是天主教玫瑰女中和基督教尊德女中。在玫瑰女中时,中午要自己带饭吃。学生从家里带米饭去,花一毛钱法币可以在饭摊上买一个鸡蛋,和米饭一起炒好,再送一大勺高汤。教会学校的圣诞节特别热闹,大家都制作手工的贺卡,平安夜时要唱颂歌,大家做的礼物都放在圣诞树下,然后随便抓取。到尊德女中后,吃的是黑面馒头和菜汤,还有炒咸菜,周末有肉菜。一周回家一次。当时我正在上初中,同时学习神学和自然科学两门课程,印象最深的是修女们给学生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西安的时候,有一天是蒋介石的生日,西安的鼓楼南大街上全是人,到处都挂着灯笼,人群挤得走不动。当时我正在学女红课,织毛衣,于是和另外一个女生背对背,举着毛衣针,谁挤过来就用毛衣针扎,好不容易才回到家。我还记得去西安的“小十字”吃柿子饼,是用临潼的火晶柿子和面,里面有馅,非常好吃。每年端午节的时候,西安的药铺免费送香料,用小纸包装着,去药铺里就可以要,拿回来做荷包。

1944年母亲一家从西安回到重庆,在青木关的中大附中上初三。当时日本人已经打到了贵州,独山沦陷,蒋介石号召青年参军,我有很多男同学都报名参军了。

1945年我报考高中,考完之后染上了疟疾,在家里“打摆子”。有一天天快黑了,我突然听到街上有人大喊“日本投降啦!”于是不顾双腿发抖,从家里往外跑。当时母亲家住的房子在一座山上,叫“特园”,山下是冯玉祥的房子,门前有个大坑,我光是绕过这个大坑就跑了10分钟。等跑到马路上时,天已经全黑了。马路上全是人,所有的路灯和路边房子里的灯全都开了,街上的人,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互相握手,抱着跳着,喊“抗战胜利了!”当时重庆满街都是放炮仗的,还有人拿着酒瓶子又哭又笑。大家一直欢庆了一夜。

之后听说苏联在东北强奸、抢劫、拆运工厂,重庆举行了反苏抗议大游行,自愿参加。学生们从青木关走到重庆。走到沙坪坝的中央大学校园后,每人发了一个面包,等着第二天进重庆。第二天在重庆城内游行,到苏联大使馆门口抗议。游行完之后,学生们就各自解散回家了。

1946年4月,我随家人坐飞机从重庆到北平。当时北平满街都是卖美国剩余物资和日本货的。王府井南边的东单公园当时是个大广场,有好多日本侨民在那里卖东西,准备回国。我母亲花几块钱就买了一件绸子和服,拆了之后给我做了一件夹袄。那年秋天我进了北平贝满女中,插班上高一。

来源:http://weibo.com/p/1001603919557541680086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博海拾贝 » 我外祖母关于抗战的回忆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