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计生干部口述:慢慢不讲“计划生育很紧迫”了

二孩政策放开后,计生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显著减轻了,一些人开始担心计生部门和自己的将来。 (CFP/图)
“生育政策,实际操作中有余地”

口述人:苗霞

50后,女性,1988年开始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历任甘肃省计生委副主任、国家计生委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中国计生协会秘书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巡视员等职务

1988年,我调任甘肃省计生委工作。1990年,我到农村检查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件事。一个乡党委书记把他的弟媳妇送去节育了,他母亲想不通生气,后因为心血管病突发去世了。全村人都骂他,说他为了当官把家里人害了,他特别委屈,一见到我们就发火:“都是因为你们!”

我了解了情况之后,赶紧召开了群众大会,自己上去讲话,我说:“计划生育是国家定的政策,不是他的错,要是说执行中有啥问题,你们找我反映,不要跟他过不去。”乡党委书记当着我们的面流泪了。

三十年前计划生育政策收紧,上面有很多很严的要求,基层干部要一家一户做工作,很难的。我们到基层去,听到许多抱怨,“上面政策时紧时松,弄得下面不好做事”。

老百姓的生育愿望和上面的要求总是有距离的。上边的政策是原则的,而基层的工作是很具体的,服务是多方面的,计生专干都是本村人,他们怎么可能六亲不认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这两个中间找到平衡,互相来做一些让步。比方说生育政策,实际操作中有好多余地。

各省的计划生育政策都规定: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农村有计划地安排二孩(一个女孩的可以再生一个,一个男孩的有若干特殊情况可以安排二胎),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生多孩。这样每对夫妇平均生育1.8个,加上自然不孕等因素的结果,就是农村普遍生二孩。实际上普遍生二孩,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那时候农村传统文化很浓,女人不生男孩子,是没有地位的。我们就要求,对“双女户”家庭节育后一定要敲锣打鼓地去看那个女性,人家把东西扔出来,你就再去送,送到她收下为止。就是想造成一种声势——“不是她不能生,是我们不让她生了”。

2002年,我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工作,看到国务院送阅件上介绍浙江省修改计划生育条例时,针对独生子女夭折后父母的帮扶工作简报,组织了六个省的调研,得出一个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开始出现,而且是增加的趋势;我们的计生条例上有明确规定:“独生子女死亡且父母未再育未抱养的,国家给予帮助。”这个帮助还不具体还需落实。

那时候我们走访这些家庭,被他们的状况震撼。他们还都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中,对生活失去信心。当问他们需要什么时,回答说:“孩子!”他们哭,我们也跟着哭。我们完成了100个案例的调查,并向有关方面报告了工作,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2009年出台计划生育特扶政策,2013年包括国家卫计委在内的五部委发出的通知,充分表达了国家的重视,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参与。

我现在退休了,别的事我都没兴趣,一说失独这事我就来精神。我非常热爱计划生育事业,但我也深深知道,我们这工作里有很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对老百姓要求太多了,给老百姓太少了,我们应该还老百姓一些,让老百姓能够得到一些好处。
“刚开始不知道怕,后来越做越怕”

口述人:江红(化名)

60后,女性,1979年开始做计生工作,第一代计生专干,西南某省某县级市街道办退休干部。

1979年我高中毕业,刚好我们市要成立计划生育部门,一听说招国家行政干部,我就去了。领导问我为什么想搞计生,我说,“也就是找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问到什么是计划生育,我也答不上来。

我是从乡镇计生专干做起的。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我一个人负责一个公社,翻山越岭要个把小时才到,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

这个工作就是盯人。村里面有计生组,每个组还有小组长,他们都会举报,哪里有举报,就白天黑夜地追,不吃饭都要追。那时国家经济还没搞活,农民没人出去打工,想多生孩子的人,白天就去山上躲,夜里才回来,所以晚上黑灯瞎火的我也去。我回去也睡不好,一想到“大肚子”的工作还没做,大清早四五点,天还没有亮,坐着拖拉机又进村去。

下乡时,“人走生了,狗走熟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去得多了,狗看到你会摇尾巴,但是人看到你就恨死你了。几代单传的农民真的想生个儿子,他不理解你。做民政的人到村里可以吃农家饭,搞计生的没有饭吃。

磨嘴皮子宣传政策多了,小娃娃都会了。我们一下乡,那些小娃娃看到我们就会开始念计生宣传口号,像唱歌一样,念几遍就跑。

说实话,我也是为了完成工作。计生指标卡在那,超生多了,你的工作、领导进步都要受影响。最严的时候,各单位都下了指标,计划生育率、政策外生育率没达到要求,领导就要“下马”。那时有个讲法是“进笼子”,年底计划生育考核最末的,要去市委书记、市长那里上课。

现在的计生专干,日子比我们好过多了。我刚开始不知道怕,后来越做越怕,都怕得想哭,好多人干着干着就不干了,条件好点的都想办法走。我走不成,那时候工作机会少,国家干部已经很不错了。

1988年,我调到了城里街道办事处做计生,我孩子那时候也两岁了。城里政策跟农村不太一样,只有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才能生第二个孩子。当时我们是两个人管理四万多户籍人口的计划生育,街道办下面有居委会,居委会里面有楼长、院落长,他们和热心群众都会举报超生,一举报我们就去。每年还要一栋楼一栋楼地去查、去蹲点,就是怕漏报。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

2000年以后提倡“依法行政”,群众法律意识也提高了,我们不像以前那样搞。另外,“只准生一个”也变得家喻户晓了,好多人也不想多生了,想多生的人就跑出去躲着生,回来交罚款就行。我们不敢报啊!怕年终考核完不成指标。

我虽然搞计生,但我一直觉得生两个孩子是最好的。一个娃娃哪里行?我一样是想生不敢生。还实行“双独”的时候我就告诉我孩子,一定要找个独生子女,生两个孩子。
“激烈的事少了”

口述人:秦全(化名)

70后,2004年参加计生工作,湖南某乡镇计生工作站人员。

我刚工作的时候,计生工作内容就是防止超生、进行节育措施、控制人口、征收社会抚养费。会把超生户叫过来“学习政策”,让他们在饭店里学习几天。那时计生干部是很“风光”的,也感觉有“后盾”。

计生是“一票否决”,一个乡镇被查出有两例多胎的,就得挂“黄牌”。党委书记和县长完不成计生任务要掉帽子。我们计生干部年初交的计生工作保证金,也不会退回来,津贴也没有了。

后来“依法行政”提得越来越多,激烈的事少了,也慢慢不讲“计划生育很紧迫”了。

以前最难的工作是收社会抚养费。为这个我被人打过;我有同事坐在人家门口,被村民砍了十多刀,现在虽然恢复了,夏天身上还可以看见一条条刀疤。现在社会抚养费交给法院强制征收,我们不那么害怕了。

我们乡两百多万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一个孩子的罚款是一万多元。现在农村条件也好起来了,“要想富,多生儿子多种树”的观念在乡镇还是很普遍。

这里农村的情况是,罚钱也要生,没钱也要生。没钱的人去外地把孩子一生再回来,你也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我们这里根本没有放开“二孩”后欢呼的那种场景——可能对城里人来说很开心。我们这80%以上的家庭都是“二孩”,有的家庭是“三孩”甚至“四孩”。这些人得过两年才能上户,如果对比今天和两年后的今天的数据,你绝对会发现人口的数字增大了。

政策放开,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工作压力,新的政策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才实行。有些人会说以后计生的人没饭吃了,我不觉得。我们是事业编制的人,工资是财政拨款。

现在农村还是需要优生优育的服务,农民抱着“生多点总有一个有出息”的想法。年轻时去了大城市相信“优生优育”的人,一旦回农村,过几年就会又回到多子多福的状态。农村不问你多少钱,只问你生了几个崽。他们也不太重视子女教育,在学校考鸭蛋也没所谓,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一群卫生系统的人中间,感觉很尴尬”

口述人:唐海(化名)

80后,男,2007年开始做计生工作,西北某省乡镇计生服务站医疗技术人员

我是医专护理专业毕业的,我来这个计生服务站的时候,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比较温和了,乡镇也普遍都是二孩。最近几年,计生技术服务人员的工作很明显减少了。

我的时间基本上都在行政上,当了5年的“包村干部”。乡镇的计生干部大部分都包过村——农村党建、帮扶、畜牧、农业、林业等等,都被一个计生干部包了,没有额外工资的。到村里了解民情或者走访的时候,你得什么都懂。群众也会跟你反映养老保险之类的问题,要是你只懂计生,他们会觉得“这个干部不愿意跟我交心”。

卫生和计生的合并对我们这样的技术人员有挺大的影响。2013年大部制改革,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了,而我们这里计生和卫生的合并是去年年底才开始的。先是县计生局撤销了,然后跟县卫生局合并,我所在的乡镇计生服务中心也跟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站合并,成了乡镇卫生院。

改革时,领导找我们技术服务人员都谈过话,说可以转到医院去做临床。可是我这七八年技术上比较荒废,临床经验也不足,我还是想回到镇政府,或者去公用事务服务站做事。不过后来只有十几个站长去了服务站,其他人全部进了卫生院。

那十几个站长的前途会好很多,他们到公用事务服务站就属于事业单位副科级,有机会被提拔为副镇长或副书记,过渡到公务员身份了,之前有先例的。

而我们县这批从计生服务站去卫生院的人,只有3个人拥有技术职称——我也没有技术职称,之前实在荒废太久了。再加上没有管理岗位,按照县里文件规定,把工资关系转到卫生院的话,就得拿最初一级的工资——从以前的事业单位9级又退回到13级了。

现在我在一群卫生系统的人中间,感觉很尴尬,我之前积累的都是群众经验,跟医疗专业知识和经验是两码事。我现在很担心,也很失落,我打算着重新捡起医学知识,去考个技术职称,进了卫生院,注定要以技术吃饭了。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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