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排之上

1

1岁多的儿子坐在木屋门口的木头围栏里,两只手用绳子捆着被拴在旁边的木头隔板上。他使劲地重复着站起来又坐下去的动作,手上的绳子固定着他的位置,他不能有大动作的活动。当孩子动不了的时候,就张嘴大哭。这时,陈业敏和罗绍友在前面的渔排上干活,听到儿子的哭喊,他们时不时地会拿眼角的余光向儿子的方向瞅着,如果不是很要紧的事,只要儿子安全待在给他划定的位置里,就没有事,他们就继续干活。这个捆绑的方法持续了一个月后,孩子的小胳膊由于被绳子捆绑时间太久,有了深深的印痕。他们想尽办法,最后扩大了周围的木头帷帐的面积,加高了尺寸,这样就像一间小小的露天游乐室。再把小被子、小童车放在里面,让孩子自己玩。露天的游乐室空间比之前大了很多,孩子也能有独立站起来走路的地方。如此一来,罗绍友和陈业敏可以专心一些干活。这个时间段是2014年的5月。

渔排是老板承包的,他需要的是干活的人,不是拖家带口消极怠工的工人。

陈业敏是跟丈夫罗绍友吵架后从这个渔排离开的,她打算这一走就不会再回来跟罗绍友一起生活。她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返回平浪,在平浪父母的家里,她的耳朵天天被灌输着母亲重复的唠叨。当初不听父母的话,害了自己一生,也害了女儿、儿子的将来。母亲数落着、唠叨着,却不让陈业敏做任何家务。她太心疼女儿了,女儿从结婚到现在就没有过一天稳定的好日子。在娘家,她要让在外面辛苦劳作的女儿休息几天。陈业敏待在母亲的家里可以好好陪陪自己的女儿罗莎,给孩子一些温暖。就这样安静地待着,什么事也不做,钱也没有,孩子以后怎么生活?她把几个月大的儿子放在父母家里又出门再去找工作了。这次,她去了浙江东阳纺织厂打工。三个月,除了吃住以外,她仅仅拿到了来去的路费钱。在陈业敏找工作的半年时间里,罗绍友也在外找工作。罗绍友也去过浙江,却没有找到妻子。最后,还是陈业敏妥协,给罗绍友打了电话。罗绍友刚好在宁德,流浪半年后想分手的陈业敏面对残酷的生活再一次低下了头。他们各自找了半年的工作,花光了所有积蓄后,陈业敏带着儿子又回到了宁德市的罗源湾,在罗源湾的渔排上继续帮老板养殖鲍鱼。走了再回来,他们没有办法。

走了一圈,他们终于明白,对于没有文化、没有文凭、没有技术的他们,找个能养家的工作太难了。

罗绍友40岁,陈业敏35岁。他们只有待在渔排上,也只有海上渔排养殖这种又苦又累又脏的体力活适合他们。因为渔排上不需要有文凭、有学历、有经验,只要你能吃苦耐劳,有好的体力就能有一口饭吃。女儿留在平浪的父母身边,年幼的儿子必须带在自己身边。雇不起保姆,他们就只能找一个能带孩子还能工作的活干。鲍鱼一年四季都可以养,只要缺人,来海上,随时能找到工作。另外,在渔排上干活,住的小木屋是免费的,所以很多人愿意来渔排上打工。

陈业敏回来的日子,罗绍友并没有感受到分离半年后夫妻团聚的幸福。因为太辛苦了,钱又少,离开海上渔排,却因没有找到工作再次回到海上干活,而且带着儿子,让儿子也跟着受苦。陈业敏没有少抱怨丈夫。结婚十多年,没日没夜的辛苦、劳累、奔波,到头来,还在外面风餐露宿,陈业敏觉得太委屈了。只要心情不好,压力大,她就把这种负面的情绪用吵架甩给丈夫罗绍友。苗家汉子罗绍友从不跟陈业敏吵,也从不反驳。她要骂就骂,要打就打,生活已经这样,他无力改变,只能拼了命往前走。

陈业敏的抱怨不仅仅是工作难找,她觉得跟上罗绍友总是败家败金。女儿2岁多时就在外婆家,那时陈业敏和罗绍友在都匀市的老街开快餐店,生意还不错。陈业敏做厨师炒菜,丈夫送外卖。刚开始几个月生意还好,正当陈业敏觉得好日子就要到来时,后面的几个月里,每个月都出事。首先新买的送外卖的自行车放在店门口丢了,第二个月罗绍友的脚指头被老鼠咬了,第三个月,罗绍友端饭时,菜汤把顾客的胳膊烫伤了。连续三个月,月月出事,月月的事都是罗绍友引起的。所以陈业敏觉得,跟上这样的丈夫,能吃苦有什么用,照样穷,想翻身没门。对罗绍友发火出气在每天单调的生活里频频上演,发火的背后,是一个女人从青春年少喜悦的梦里成长到对爱情对婚姻的彻底失望,无奈又无助。

1998 年至2002年,罗莎出生前在都匀打工赚的钱加上贷款,他们在桃花村盖的两层楼房子,到现在家里的房子还是空着的,因为没钱装修,房子空了10年。

为了海上养殖而搭建的“海上村庄”(图/东方IC)

2

罗绍友把塑料桶里的米酒倒在桌上每个男人的瓷碗里,淡红色的米酒溢满了瓷碗,从碗边慢慢往外淌。

刚刚罗绍友才被妻子埋怨,让他把炉灶从桌子上拿下去,罗绍友笨手笨脚的样子遭到了妻子的白眼。

难得有一天放假的时间,不用干活,可以喝一点酒过个喜庆的年。罗绍友没有把妻子的白眼当回事,脸上露出了一丝难得的笑容。

2015 年,年三十的聚餐和大年初一早晨的拍照过程,让一切陌生的成分都淡化了。对于贵州的布依族和苗族来说,能在饭桌上一起吃饭的都是亲人。我和老兵自然也成为这个陌生群体的亲人,成了这个组合家庭的新成员。饭桌上是过年团聚最温暖的场所,一举杯、一举筷、一投足都能释放出亲近感。

木屋里的小电视信号时而中断时而清晰,羊年的春节晚会又在重播。

为了安全,本来渔排上是不准喝酒的,都是木头和竹子搭建的木屋和渔排,稍有不慎就会起火。因为是过年,老板特意容许大家喝一些米酒助兴。

“罗莎像你。”

我举着筷子把一块风干的腊肉放进我的碗里。罗绍友呵呵笑了一下,抿了一小口米酒在嘴边。

“你不喜欢说话?”

沉默了片刻,罗绍友叹了口气说:“我的苦都在背上,太深,太苦。”

“说说你的苦?”

“不说了,太多了。”

是米酒的作用让这个苗家汉子开口说话。

“我去年在平浪时见到了你女儿罗莎,还有罗莎的外公外婆、新舅妈、表弟。你女儿在家里挺好的。”

“我问罗莎,如果有一种选择让妈妈回来陪她行不行?罗莎回答我说不行。我问,让妈妈陪她不出去打工不好吗?罗莎说,如果妈妈回来陪她,家里建房子的贷款就还不上。”

陈业敏从我旁边抹着眼泪走开了。

罗绍友抽搐了一下嘴巴,想张嘴又闭上了。

“有多久没有见到女儿了?”

罗绍友把头扬起来想了想说:“很久很久了。”

“女儿在你的印象里是个什么样子,能记住她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我记得母亲去世时,罗莎才2岁多。她不知道奶奶已经走了,趴在奶奶身边拉着奶奶的手说:‘奶奶你起床呀,奶奶你起床呀。’女儿拉不动奶奶的手让奶奶起床,她哭得很伤心。让我们在现场的所有人都哭得止不住。”

“这个画面一直刻在我的记忆里,想起来就难过。从那时到现在,真的没有见过女儿几次。”

罗绍友的声音哽咽了,眼泪从微红的脸上滚下来。

“我是真的愧对我的女儿,真的。”

“有女儿的照片吗?”

罗绍友翻动着手机,在手机里寻找着。他找到了一张去年7月份去福州送2岁的儿子回平浪的照片。照片里的季节是酷暑,2岁的儿子穿着小背心和小短裤趴在罗绍友的肩头,罗绍友蹲着,眼睛向前方寻找着什么,表情很失落很苍茫,他转过去的瘦弱的肩在正午的阳光下慢慢地滑落在短短的影子里。

照片在手机里,罗绍友翻动着,并且把这张照片定格下来,长久地凝视着,泪水弥漫了他喝了米酒后发红的眼睛。

陈业敏在木屋门口用我的手机跟女儿和儿子视频。去年因为家里有事,她回家三次。先是去年7月送儿子给外婆,8月家里有事,10月家里有事。三次回家,花光了她跟丈夫在宁德养鲍鱼三个月的收入。

我问罗绍友:“过年了,你不跟女儿、儿子说句话?”

“不说了,说也不知道说什么。”

罗绍友重新坐下来,端起酒杯,跟组合家庭的所有男人说:“来,喝。”

瓷碗里的米酒顺着罗绍友的脖子进到胃里,那种豪气的样子,是苗家汉子最男人的时刻,也是最悲苦的时刻。他把一切苦的累的沉重的不幸生活一口喝了进去,苦从他的胃里到心脏再到脊背。

为了海上养殖而搭建的“海上村庄”(图/东方IC)

3

说是老板给了两天假,其实初二的下午,他们就开始准备初三要喂海参的食料了。

天下着雨,男人女人们都穿上了雨衣。

老板先配好配方,男人们分头干活。把泡在海水里的海带捞上来,分别装在20多个竹筐里面。

罗绍友个不是很高,他要用很长的铁叉,铁叉长过他的身高。把海带从海里捞出来,再装进竹筐里。他脚底下是竹排,隔空的竹排因海水的浮力摇摇摆摆。

如果用铁叉时站不稳会打滑掉进海里。

罗绍友呲着牙咧着嘴,使用着最大的力气完成着从海里把海带捞起来的工作。海带泡发后很柔软很长,庞大地缠绕在一起,分开它们很吃力很费力。

我站在渔排上不干活,海水的浮力卷起的浪花,一浪又一浪地翻摆着,让我摇摇晃晃。

我真担心,如果罗绍友用力过猛随时会掉进海里。

女人们蹲在渔排上,一个一个把装海带的竹筐清洗干净。

下午的活仅仅是第二天早上的准备工作。

海带头一天捞上来装在竹筐里是为了把海带里的海水控干,这样搅拌机搅拌时就不会有太多的海水在里面,搅拌在里面的发面粉、鱼粉等饲料配方就不会顺水流失,这样可以保证笼子里的海参能吃到有营养的食料。

他们干活时,除了渔排剧烈地晃动,挂在旁边渔排上的腊肉也在海水浮力的作用下,随风摆动。腊肉的颜色微黄,肉已经没有水分,没有熏制,仅仅挂在渔排上面,接受海风的风吹雨打,阳光照晒。

这是开过餐馆的陈业敏的手艺。在这个组合家庭里,因为陈业敏,在简陋的原始的渔排上,她能把最简单的饭菜做成美味,带有家乡味道的美食。

4

大年初三的早晨5 点钟,张老板渔排上的搅拌机就开始轰隆隆作响了,张老板的雇工是一对年纪大的云南夫妻。因为年纪大,跟年轻人没有办法比体力,他们每天必须很早开工,把准备工作做好,天一亮,别的渔排还在搅拌,他们已经喂海参了。他们喂海参专门使用一种踩在海里的梯子,这个梯子可以保证他们站在里面有足够的力气提海参笼子,但是动作很慢,做完一排六个就得再拿起来重新放置一个固定的位置。年轻人绝不会用它,太笨重太麻烦,无法轻装上阵。如果没有这个梯子,这对夫妻干不下来这种活。慢雀早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印证。

张老板也跟着起来搅拌配料。

陈业敏在搅拌机轰隆隆的响声里也起床,回她们的渔排准备早饭。她让我多睡一会。这样的轰隆声炸开了我的头顶,我不得不起床先参观他们在微弱的灯光下的作业。

7点钟,罗绍友他们的搅拌机才开始运转。老板时时刻刻跟着,监督着,监督配料的比例,监督海带搅拌的长短。每天老板都跟着,从不间断。

20多筐海参食料完成后,东海的太阳跳过了海平面,很圆很红,在下雨的早晨还没有强烈的温度。仅仅一抹红色的光线在渔排上平射而过,光线被踩在我们的脚底下,下面是雨水。

我拿着手机和照相机,在他们背后或者前面拍照。他们穿着雨衣各自挑起竹筐,两个竹筐150斤的担子,他们挑着送到各自的劳动点。

8 点钟后,偌大的渔排上就开始点缀着所有的劳动力了。罗绍友他们的老板姓郑,郑老板的渔排上有6个人,张老板的小渔排是2个人,上面东北人的渔排有12个人。所有渔排上的工作都一样,仅仅配料不同,每个老板有每个老板的配方,很私密,不跟工人们说,工人也从不问。

喂海参的活都是体力活、苦力活,这些苦力活一般人是不会做的,只有缺钱的人、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愿意干。

在海上工作一般都是弓着腰的,腰不好,也做不了。你要无数次地半弓半蹲,把水下养海参的笼子提起来,先摇摆清洗笼子里的淤泥。没有手劲和背力,你拉上几笼就没有劲了。洗干净后,再打开笼子里的扣,一点点将搅拌好的料放进每个空格里的海参里,再把笼子放进海里。每个笼子放在水下时就有30斤,有水提起时就加重到80斤。

罗绍友和陈业敏,一天每人要喂400多笼海参。一天要重复同一个动作1000多次。

陈业敏在海上四年,已经落下了腰间盘突出。她不敢太用力,怕万一腰有什么大的问题,连干活的能力都没有了。

老兵看见陈业敏干活如此辛苦,也学着她的样子帮忙。

郑老板站在老兵的跟前,眼睛盯着老兵干活。当过兵的,体能没有问题。

我试着提了一笼,连续几次用力,才提到一半,就半途而废,还累得直喘气。

这个活,要了我的命,我也没有能力干。

不能干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感觉到很绝望。如果我没有现在的工作,也像陈业敏她们一样,下海干活,我甚至不如她。如果用体力劳动养活自己,我也许还没她现在的日子过得好。这样参照着对比后,我的身体在雨水里发抖。人生就是一条船,船停在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人生。我眼前的他们,星星点点在雨里的渔排上作业,他们没有空想自己的人生,在干活的时候没有时间想大山里的孩子。

半个小时后,陈业敏和罗绍友雨衣上沾满了海参笼里碰溅的淤泥,腥臭的味道遍布全身。她们的头发在雨里湿着,戴在手上的塑胶手套,里面早灌满了海水。她们红肿变得粗大的手关节,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在海水里浸泡出来的。

雨水打湿了搭建渔排的木板,走在上面很滑。我的一双病眼在雨雾里模糊不清,我双眼聚焦的功能很低,只能眯着眼,或者用眼里的微光看手机里和照相机镜头里的人影。我更担心的是怕自己掉进海里,帮不了什么,还给他们带来好多麻烦。

5

从古至今,家园一直是中国人最早对家乡对亲人的情感寄托。而回家之路,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体验。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人的家是:小时候就离开家园,直到两鬓苍苍、垂暮之年才回家的惆怅和伤怀。

王维:“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听到同乡的声音就眷念家乡的那种极深的情感。

台湾诗人余光中在《乡愁》中的家是思念家国的最深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福建霞浦下浒镇大湾码头,从贵州大山里来到这里的留守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家是什么呢?是隔着最远的山、隔着最远的海的思念。

在面对由大山之路段拼接成无数距离的海面,从贵州黔南的山区农村到福建霞浦下浒大湾码头的渔排,山海阻隔,怯步难回家。

从我们来的路线算起,坐高铁6个半小时,从霞浦火车站到达下浒镇坐出租车2小时。从下浒镇到大湾码头打的30分钟,从大湾码头到渔排养殖点先走路20多分钟,再搭渔船30分钟。这些路段里不包括在每个站点等车的空档时间。

我们早晨5点起床从深圳罗湖的家赶地铁,坐高铁,打的,到达目的地,总共用了12个多小时。这期间为了赶路,高价打出租车的里程是100多公里山路。

打工的他们是不会打出租车的,因为价高,不打出租车,他们回家的路上就延长了时间。

我们看看罗莎爸妈回家的路线:

从下浒大湾码头渔排找游艇到大湾码头,从大湾码头坐公交或者打摩的到下浒镇码头,再从下浒镇码头坐船到宁德,在宁德住一晚旅社,第二天早上9点半再坐大巴到贵阳。到了贵阳,坐4个小时左右大巴到都匀,再从都匀坐小中巴车到平浪。40多个小时的回家路,需要换乘这么多次车。

从宁德到贵阳的大巴平时的票价是450元,过年要800多元,不管在哪里下车都是这个价格。在凯里市有下午6点多的车,1—3个小时能到家。买火车单程票,不坐卧铺,车票、住宿费就要500多元,这不包括路途上往返6天吃饭的费用。在过节过年期间,车票涨价,每个人往返需要花3000多元。

3000多元是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不吃不喝,攒下来。这么远的家怎么回?过年时候都是车挤人挤的时间,回家的路更难。这仅仅是回一趟家。

回到家里,走亲戚、婚丧送礼,等等,辛苦攒下的钱就像流水一样去而无回。

回家一次,他们就成了穷光蛋。

陈业敏年前已经回家三次了,过年没有时间,老板也不给假,也回不起家。

海参出笼后,他们下一站的打工点在哪里,还不知道。

距离还完贷款、装修房子的时间越来越遥远。

只要想起来这些遥远的未来、遥遥无期的日子的时候,陈业敏就会马上找个理由跟罗绍友吵一次。吵完后,压抑的心情才会得到一点解脱。上次陈业敏回平浪,去医院检查病,她除了腰间盘突出,还有严重的子宫肌瘤。她才35岁,还没有时间陪伴她的孩子,新盖的房子已经变成旧房子,而他们一家还没有在自己的家里好好地过上一段幸福的日子。

有病她都不能停下来去治疗。她和丈夫必须两个人坚持干活,属于他们一日三餐的日子才能正常维持下来。中途,只要一个人停下,他们全部的计划将付诸东流。

这一路走来的十多年的日子,不是陈业敏想要的。她心中的好日子是跟女儿、儿子在自己家的楼房里,她能每天将美味的饭菜端到桌上,让孩子们享受。她希望睡在自己家的房子里,哪怕只有一张简单的床。已建起十年的空房子里一无所有,没有人气,也没有她希望的简单生活的全部东西。

期末考试,女儿罗莎的学习成绩倒数第二。小学一年级时,女儿学习还不错,刚刚三年级,成绩下降这么大,她的担忧更多了。女儿、儿子都在父母家里,爸爸还有病。结婚十多年,她没有为渐渐年老的父母尽一点孝心,却给有病的父母增添了无尽的负担。一想起这些,陈业敏就哭,就想跟丈夫吵架。

她们的生活前景将是个什么样子,她不敢想眼前需要面对的问题,太苦太累太辛酸。

在渔排上的几天,罗绍友跟赵树海挤在一间小房间里,老兵被陈业敏安排在他们的房间,我跟陈业敏睡在张老板空出来的小房间里。在晚上睡觉的时间里,我很少跟陈业敏交流,她白天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眼前。

临走时陈业敏做好早餐让我们吃,他们已经下到渔排干活了。

郑老板要回宁德办事,把自己的外甥叫过来看管,他刚好跟我们同行。有郑老板在,他让外甥开出船,送我们上岸。

雨还在下。

我跟老兵走出木屋后,站在渔排跟所有干活的人们招手再见。

在2015年的霞浦下浒大湾码头,我跟老兵经历了一次新的人生。

就在我们上到船上时,陈业敏和罗绍友不分前后从干活的位置跑来,跟我们告别。他们手上的塑胶手套还没有来得及摘掉,就把戴手套的手伸向渔船。渔排和渔船隔着一道海水,他们伸出的手和我们的手只能搁浅在被海水阻挡的中间。

我看着这两个从大山里来的夫妻,他们就像我的亲人,在我冰冷的生命里的亲人。他们眼睛里滚出的液体跟脸上的雨水混合在一起,那一刻,我泪如雨下,像正在下着的渔排上的雨。我分不清我是来采访的,还是正在跟他们一样,经历着一种艰难的人生。

我站在渔船上对罗绍友说:“以后罗莎妈妈跟你吵架,你一定要跟她吵,这样她就有了吵架的伙伴。”

船开了,我对陈业敏喊:“一定要好好生活,好好陪伴你们的孩子,好好爱罗莎的爸爸。”

两只戴塑胶手套的手在雨里高举着,他们满身的温度传递到我冰凉的手上。

船开远了,身后的渔排远了,渔排上晾晒的腊肉远了,跟这个组合家庭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远了。

我们身后是水墨一样的岸和滩涂,水墨一样的人生在身后的渔排上。

在宁德市中心的宾馆里,我依然感觉像在海上一样有海浪摇摆,晃晃悠悠。眼眶湿润,心怀想念。人刚刚到宁德,罗莎妈妈就打过来电话,问我们吃饭了没有,淋雨了没有。

她刚刚下工,还没有来得及做饭。她内心的不舍,我听到了,感觉到了。

在有空调的宾馆里,是身外的温度,心内的温度是由手机信号传递过来的,是从下浒渔排上传来的问候。

本文摘自《回家:中国留守报告(黔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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