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尔街媒体人的辞职独白:我为何离开纽约

作者:@孙思远

离开纽约的时候,我没有通知任何人。等我回到北京几周之后,仍有不少机构和公司发邀请给我,寻求媒体曝光与采访。而当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辞职回国了,大家都很诧异:“what are you弄啥嘞?”

当我提交辞职信的时候,我的微博认证是“新浪财经纽约站记者、评论员、主持人、专栏作家、纽交所特派员”。在不少人看来,这份工作相当光鲜——可以出入全世界最高大上的场所,结交最有影响力的人。

事实上,这份工作的确过瘾:在伯克希尔哈撒韦50周年股东大会上对话“股神”巴菲特、与美联储四朝元老格林斯潘畅谈互联网金融、两次专访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主席马云;见过的政商名流更多——奥巴马、克林顿夫妇、潘基文、李克强、伯南克、拉加德、比尔盖茨,等等。

但这几年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中国公司在华尔街的几次辉煌瞬间:阿里巴巴创下全球融资记录的巅峰IPO、京东上市纳斯达克主席亲自赠送铜牛、微博IPO占领纽约时代广场,再加上聚美优品、58同城、陌陌等一众互联网新贵。一时间,中国概念股风头无两,一扫多年前被浑水、香橼等机构做空的阴霾。

尤其是,当身边CNBC、Fox Business、华尔街日报、彭博的外媒朋友们每天讨论“阿里巴巴”、“京东”、“微博”的时候,当纽交所的驻站记者为了争夺马云的专访而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华尔街的中国媒体人,我的自豪感几乎和当年的道琼斯工业指数一样气贯长虹。

既然如此,继续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该多好,好好干下去,说不定能成为中国版的Jim Cramer(华尔街财经一哥、CNBC著名主持人)。因此,当我决定从新浪财经科技事业部美东地区主管、纽约站站长之位离职时,身边朋友们都非常不解:好好地为啥要“自毁前程”,辞职回国瞎折腾呢?

身处信息生产与分发的最前端,媒体人对时势变化的嗅觉相对敏锐。作为国际媒体人,我的判断很简单——中国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无论从哪个维度考量(经济总量、GDP增速、可支配收入、国际影响力,等等),中国都在不断创下新的高度。

这几年海外的媒体生涯,自己不可谓不感同身受。从新浪纽约离职前,我连续四次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的年会,而每一次的年会议题里,有关中国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多、份量越来越重。就连全球最顶级的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也因为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到来而变得一票难求。

由于是纽交所驻站记者,我的办公室就设在纽交所交易大厅楼上。2014年9月18日,阿里巴巴上市当天,纽交所门口聚集的大批热情粉丝几乎把围栏挤爆;令我惊讶的是,其中大部分粉丝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慕名而来的老外。阿里上市前夕,我还发过一条微博,转载自一位华尔街资深基金经理的朋友圈:

除了阿里巴巴,聚美优品的陈欧在敲响纽交所开市钟的那一刻,也刷新了一项纪录——纽交所史上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以上这些人都无一例外崛起于中国。

当然了,这并不代表在美国奋斗的中国人无法取得成功。美国也有如杨致远、骆家辉、江平、王薇薇等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华人。但去年阿里巴巴上市期间,马云接受我专访时曾说过一句话:“阿里今天来上市不敢说代表了中国企业,但却是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巨大市场和创新能力。”

他的言下之意很简单——阿里的成功,乃至马云自己的成功,其实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缩影;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和消费升级,阿里不可能成长为今天的商业帝国。这番话绝非马云为了“政治正确”的逢迎讨好,而是实实在在的肺腑之言。

再看美国,为什么过去50年,美国会造就巴菲特、比尔盖茨、德鲁克这样的世界级商业、思想领袖?以巴菲特为例,“股神”过去50年的年复合收益率近20%,伯克希尔哈撒韦(NYSE: BRK.A)荣膺全球最贵股票,每股价格超过20万美金。在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取得这样的成就,巴菲特不可谓不伟大。

但另一方面,“股神”讲过的每一句话都被翻来覆去研究过,几乎没有秘密可言。今年5月,我在伯克希尔哈撒韦50周年年会上专访巴菲特,对我的每个提问,“股神”的回答都在意料之内,皆是他价值投资理念的延伸。但即便如此,过去50年,仍然没有人能够复制他的成功。

过去50年,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二战结束之后的美国,进入了空前增长与繁荣,这50年恰是美国最黄金的50年。作为价值投资的坚定捍卫者,巴菲特喜欢以合理价格购入大蓝筹长期持有,如可口可乐、迪士尼、富国银行等,它们无一不是来自驱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传统行业;与其说巴菲特是在赌公司赌行业,不如说他是在赌国势。

回头看中国,从国家意志、产业发展、消费升级、资本需求等任何一个维度考量,未来50年的中国,也将迎来属于自己的巅峰50年;中国也必将诞生自己的巴菲特、比尔盖茨、德鲁克。事实上,中国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马云。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经济学诺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就公开表示自己是马云的粉丝,还因为曾与马云握手交谈而兴奋不已。

生逢大时代,若想无限接近历史的顶点,怎能将自身置于度外?

我在美国留学加工作一共五年,算是海归一枚。曾几何时,海归创业者已跻身一代中国商界翘楚——李彦宏、张朝阳、沈南鹏… 无一不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推动者。与当时中国本土创业者相比,海归们具有太多比较优势,无论是知识理念,还是技术方法。

然而,形势正在起变化。一方面,海归变得越来越多,稀缺性下降,“海归光环”渐弱;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带动本土企业强势崛起,同时带动了一批本土强人的崛起,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也越来越小。

去年我曾以互联网金融千人会华尔街分会负责人的身份,在纽交所组织过一场交流活动。活动上,百度百付宝的总经理章政华告诉我:来纽约之前,谷歌刚派了一个技术团队考察百度在硅谷的实验室,因为“百度在某项技术上已经超越谷歌”。

去年年底,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与06年经济学诺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有一场辩论,话题是“硅谷vs中关村,哪里才是全球创新中心”。有趣的是,徐小平认为硅谷的创新还遥遥领先于中国,倒是诺奖得主认为,中国在创新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了。

中国创新是否已经超越美国,历史自有公论。但本土强人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今时今日,即便是业内以偏爱海归创业者著称的几家创投基金,若让其在一支由BAT强人组成的本土部队,与一支纯海归创业团队之间二选一,恐怕也会非常为难。在我看来,未来的天平甚至会继续向中国本土部队倾斜。

这并不难理解。本土强人们有资源、人脉、渠道,更熟悉市场和商业环境;与海归们相比,技术和理念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凭什么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呢?另外,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互联网金融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关于此,我写过一些专栏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

另外,由于信息的四通八达,国界的概念也在模糊。“私人助理服务”magic模式即是一例——magic模式源于硅谷,公司于今年3月底在YC Demo Day上亮相,之后迅速被中国创业者复制,并落地推出了产品,代表公司如助理来也、小蜜蜂、美位等;随后百度也高调宣布入局,推出了“度秘”。对于优秀的商业模式与创意,中国团队的执行力反而可能更强。

既然如此,此时不回更待何时?

然而,就在我决定回国前夕,中国股市刚刚经历暴跌,创投圈也开始进入“资本寒冬”。有朋友劝我缓一缓,先观察,再行动。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没有经历过经济周期的投资经理不是好的投资经理;同样,没有体验过“资本寒冬”的创业者也算不上好的创业者。

由于久居海外,对国内的市场规律、文化习惯、人情世故等都落下了太多功课。回国之后,我自认需要一段时间缓冲适应,并不期待马上发力。而这个适应期,我更希望在“资本寒冬”中度过——因为这样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与真相,而不是让资本泡沫淹没了理性。

既然决定回国,并且马上就回,那回来之后做什么呢?

我职业生涯早期做过金融分析师,第二个硕士毕业之后,又误打误撞去华尔街做了媒体。在这样的人生阶段,精力充沛、对新鲜事情上手快,希望尽可能尝试新的行业领域,探索职业边界。但自己血液里流淌的DNA到底是什么,我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2006年,我还在大学本科期间,曾代表学校参加了第五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那一年,我们团队非常幸运捧得了全国金奖、最佳团队表现奖。从那时起,我大致确定自己要做与创业相关的事情,无论是创业投资、媒体,还是创业本身。

尽管没有找到笃定的方向,但此时此刻,我明白至少应该对去留做出选择。因为若再不抉择,自己多半会在习惯中形成惰性和路径依赖,以后连找方向的机会都将失去。当我确定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退路。

诚如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96年辞职回国加入新东方——王强离开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时候,他上司说可以为他破例停薪留职三年,但王强的回答是:“非常感激您给我这个机会,但如果您真的想帮我,请不要给我停薪留职;因为我回国之后一旦遇到困难,就会想到自己还有条后路,不会全力以赴。”

因此,在自己辞职的那一刻,我放弃了工作签证,也没有寻找下一站,而是选择了裸辞。在最后写给新浪的辞职信中,除了总结和交接,还有这样一句话:“再动人的交响乐章,也有曲终人散之时。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愿意做一把人生的赌徒,去拥抱自己生命的不确定性。”

来源:http://weibo.com/p/100160391061329742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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