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怪的新世界 :晚清科幻小说中的奇异时空

作者:@飞氘

话说贾宝玉在大荒山青埂峰下修炼多年后,某天忽然凡心一动,想酬补天之愿,便重返人间,不料竟来到20世纪初的中国。目睹了种种黑暗腐朽、历经一番劫难后,宝玉偶然闯入了一处“文明境界”。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他乘着飞车翱翔天际,坐着潜艇畅游海底,见证了一个科技昌明、道德完备、千古未有的乌托邦盛世。这个异想天开的故事出自晚清著名的小说家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8)。在吴氏海量的著作中,此书尤为别致,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它“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因此可视之为其一生写作的综合,为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中描绘的魑魅魍魉横行的黑暗世界增添了一抹可贵的亮色。就其系统性和丰富性而言,它也是晚清最重要的科幻小说之一,早已成为倍受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不过,书中的一个细节却被以往的学者忽略:“文明境界”共有二百万区,每区一百方里,分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统辖四十万区,每十万区用一字作符识:礼、乐、文、章、忠、孝、廉、节等等。历来的研究者都只关心这里的空间规划和命名方式所体现的儒家理想,却无人追问过:此地究竟有多大?

根据1908年制定的营造尺库平制定位表,1方里约为540亩,1亩约为6.14公亩(即614平方米)。由此可知,100方里约为33平方公里,则“文明境界”的总面积当为6600万平方公里,竟是今日中国陆地面积的六倍之多!更离奇的是,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敝境每区只有一个医院。本院所管的就是纵横一百里的地方”,“这里是本区之西,水师学堂在海边上,是本区之东,相去一百里呢”,看起来,每个区实际上应是纵横各一百里的正方形,大约相当于3300平方公里(1里为576米),则此地总面积当有约6600百万平方公里,竟是地球表面积的十倍之多!在书中那些离奇宏大的科幻构想中,没有一个能比这一巨型时空本身更令人吃惊的了。

吴趼人如何构想出这么一块超限度的时空飞地呢?答案在第九回:和宝玉一样穿越到晚清的薛蟠说,他曾见过一本书,“内中说的中国地方,足足有二万万方里。”将“两万万方里”分割成二百万份,每份恰是一百方里。于是我们知道,吴趼人是根据当时流传的某些地理知识,对他笔下虚拟的镜像中国做出了规划。

早在戊戌年,康有为给皇帝的奏稿中就提到“中国二万万方里之地、四万万之民”,今天的人很容易知道这一数值与中国的实际面积相去甚远,但在清末,种种时髦新知常对同一件事有着各不相同的说法。比如,《东方杂志》的读者就会从日本人长尾雨山那里得知中国面积为“四百二十七万七千余英方里”,而《万国公报》的读者则会听说“支那……特东隅百五十三万四千九百十三方里之土”。既然众说不一,吴趼人选择“二万万方里”本无可厚非,但将“方里”误解为纵横百里,就不能不说是失之千里、谬以百万了。

正是以这一被误解的数据为基础,“文明境界”建立了气象恢弘的阔大空间,以供东方圣贤们施展抱负:宝玉刚一进入这里,就被告知“敝境甚是宽大”,后来他又亲眼见到操场一望无垠,“异常宽大”,讲堂“阔大深邃”,制衣厂“十分空旷,也说不出他有多大”,制枪场又比制衣厂“大上十倍都不止,那机器纵横安置何止万千。”与空间拉伸相应的是速度的提升,虽然《镜花缘》中早就出现过“飞车”,但只能容纳二人,日行二三千里,遇到顺风也不过行得万里而已,而“文明境界”最慢的飞车一个时辰也能走八百里,堪比今天的动车,但穿越一个区仍要一刻钟之久。

一位美国的研究者认为,“文明境界”正如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字面意义所言,是个“乌有之地”,它恰好完美地叠加在清帝国的疆域上并网格化地分割,同时又明显地告知读者这并非现实中国。但是,“文明境界”既然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又由四十万个均等的正方形组成,它就不可能完美地叠加在任何真实国家的地图上。换言之,这是一种现代的理性方式对时空进行标准化处理又加以重组的结果,尽管这种规划本身给尚不熟练的叙事者制造了不少麻烦。

这种无心插柳而来的时空异常并非特例。在被后世追认为“中国作者创作的最早的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中,主人公乘坐着极其先进的气球在世界各地漫游,渴望飞向月球。气球首次登场时,亦有一处被人忽视的细节:“却好在亭子面前一块三五亩大的草地落下”。看来,气球的底面积还比不上一个现代标准操场大,然而,作者“荒江钓叟”(真实身份待考)却将卧室、客厅、体操场、大餐间、兵器房等等一并塞入其中,打造了一个无所不备的豪华空中行宫。如此信手写来固然毫不费力,却难住了当时的画师,于是读者在插图中只能瞧见一个平常的热气球吊着一个小竹筐,内中的瑰奇炫目,全靠自己脑补。

在清末学习西方的风潮中,以“小说”来诱发人们对“科学”与“未来”的兴趣渐成一种时髦,梁启超、青年鲁迅、包天笑等重要知识分子都曾译介过包括凡尔纳在内的外国科幻小说。晚清小说家对科技乌托邦或外太空殖民地的憧憬,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此类作品的启发。不过,较之凡尔纳在故事中对物理学、天文学等知识的不厌其烦的罗列和阐释,晚清科幻小说对于空间征服的奇想显得相当随意。比起那些历尽艰辛征服自然的西方主人公,晚清科幻小说中的英雄们似乎能够轻松突破时空限定,由此造成种种意想不到的无意识“奇观”。这在“高阳氏不才子”(许指严)的小说《电世界》(1909)中有着最为喜剧性的惊人呈现。

宣统一百零一年(2009),大发明家、工业巨子黄震球横空出世,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现代强国。这位梳着大辫子、比“钢铁侠”早半个世纪诞生的中国超级英雄,凭借一双神奇的电翅在天空自由翱翔,单枪匹马消灭了欧洲入侵者,威震全球,之后又几乎凭一己之力,苦心经营两百年,依靠神奇的电气技术,缔造了天下大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是电王发现的一块天外陨石,在加热到一万三千度后,陨石熔炼成一种叫“鍟”的原质,在大气中摩擦一下便可产生电气,如永动机般源源不绝,“比起二十世纪的电机来,已经强了几千倍。”

在全书中,“几千倍”是个或隐或现、不断出现的比例尺,通过它那简单粗放的量级暴涨效果,作者与读者得以推想“未来”的样貌。比如,读者被告知一百年后的中国有陆军一万万人,而根据1901年《申报》的一篇报道,日本陆军不过32万人。再如,电王对当时一日千里的交通设备深感不满,于是发明了一种“自然电车”,“比沪藏铁路火车的速率增加五千倍”。当然,真正的进步未来不该是一个系统的局部变异,而应实现总体性的膨胀,因此,“这车不过是新电学发明上万种中的一种,将来还有各样器具,各种事业,都合这车成比例的一日。”

千倍比例尺为大同世界镀上一层金色光芒,故事中洋溢着欢快欣喜的基调,却也在突飞猛进的节奏中不经意间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时空异常:如果真的将一日千里的火车“速率增加五千倍”,速度将达致大约250万公里/日以上,时速超过10万公里,即29公里/秒!这已经远远超过第三宇宙速度(16.7公里/秒),足以让皇帝的专列飞出地球、冲出太阳系了,难怪皇帝“刚踏上车子,已经影儿都不见了”——这句描述对一百年前的读者来说,大概只是一种速度极快的表达,但在后世那些掌握了更多物理学知识的读者脑中,难免不激活出一幅诡异而喜感的图景。与此相比,电王三个小时环绕赤道一周,也即时速1万多公里的飞行也都显得不足为奇了。

书中另一个没被追问过的异常发生在伊朗高原。电王在南极发现了一条金河,于是派了五辆飞车,载着20万名欧工,早去晚归。不停歇地开采了半年后,伊朗高原的七座藏金大库堆满了黄金,而金河还灿烂依旧,无所损减一般。作者声称,金库中的黄金总计“九万垓七京八兆六亿九十七万有零镑”。我们难以确定许指严行笔至此时心中在想些什么,不妨先暂时依照字面将其还原为9000078600097万镑。这是什么概念呢?根据黄金的密度,我们可以估算它们的体积:就算将250多万平方公里的伊朗高原全部铺满,仍有大约一米之高!或者,让它们再摊开、延展,最后把整个地球包裹起来,变成一层几毫米厚的纯金外壳。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由黄种圣贤打造的、名副其实的“黄金世界”。

1897年《译书公会报》上的一篇文章告诉读者:从1850年到1896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地球的黄金总产量只有“五千兆两”而已。看来,我们不该对上面那个数值过于当真,它只是“现在”被千万倍放大后的超级“未来”幻象。然而,恰是在这个气势磅礴的“变异”过程中,作者自己造成了比例尺的不一致:一方面,每架飞车每天要运载着444亿吨黄金和4万人一起回来,即每名欧工每天要从南极带回110万吨黄金——即便对于今天在银幕上看惯了各种神妙景观的读者来说,这样的画面依然有着浓郁的超现实主义感;另一方面,20万欧工每人仅仅得到50镑金子的赏赐后便已欢喜的不得了。至于说“统共赏去一百万镑”(实际应为一千万镑),也可看出作者数学似乎不太好,对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缺乏精确的感知。

电王还建造了一座巨型铁塔,作为供全人类游玩的公园和博物馆,但凡世间名花异草、奇珍异兽,这里无所不有。不过,这个“万含公园”,作为“世界的小影”,就像它所代表的那个大同世界一样出现了时空异常:“园的四周,共有一万个门,每一门足有一里开阔”。假设这个公园是正方形,那么它的周长至少为一万里,则其面积约为20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作者之前又声称这座塔所在的那块土地“足有二三十万方里”,即充其量也不过10万平方公里,只是公园底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和吴趼人一样,许指严也在一个小的时空中塞下了远比它巨大的世界。实际上,追究细节的读者将会发现,这座塔有时“直径也不止四千里”,有时又“着底一层直径有十里开阔”,仿佛在随意缩放着。在正文之后的“总评”中,作者自道:“电王生长中昆仑,乃须弥芥子之意。”翻翻《维摩诘经》,便会看到与西方的理性思维不符的世界图景:“若菩萨住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在这种佛法智慧面前,铁塔建在比自己面积小的土地上又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比之于纯粹的四则运算,作者更看重数字的象征意义:“铁塔三百三十三层者,阳九之数也。北极阳九,大有昌明之象……”看来,书中那些貌似精确的数值,或者是毫无节制的尽可能夸大,或者暗示了作者某种构架未来的“建筑学”,其中传统的阴阳数术思想是方法之一。无独有偶,晚清的另一位小说名家陆士谔也在《新野叟曝言》(1909)中如此设计太空飞舰:舰身三百六十六尺长,以符合周天三百六十六度之数;中间五十尺宽,以符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数;帆翼八扇,以象八卦……诸如此类。那些在数学精确性方面与晚清作者处于相同或更低程度的同时代读者,很可能对这样不顾实际的做法并不介意,他们或许只需要一些看起来惊人的数值,来模模糊糊地想象一个庞大、荣耀而又符合古典哲学的未来形态。

国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写下的这些科学狂想,在今天读来令人感慨。面对西学大潮,晚晴的许多知识人既有热切学习的渴望,又缺乏获得系统教育的机会。以吴趼人为例,他“于学问门径,亡所不窥”,并曾在江南制造局学习工作十四年,据说他还亲自制造了一艘二尺左右的轮船,“驶行数里外,能自往复”。按理说,他对“西学”的理解当在同时代中国人的平均水准以上,正因此,他的困境更有代表性。他曾批评江南制造局所译的西书有种种弊端:条理不惯、命名无定、义理不明等。更糟糕的是,当时的许多译作是由西方人将原著口头译出,中国人再笔录成文。“口译西书之人,已非译其专门之学,则其译也,亦惟就书言书,就事论事而已。而笔述者,尤非其所素习,惟据口译者之言以书之耳。如是而欲其条理贯通,义理明晰,盖难乎为力矣。”结果是,“开卷茫然者十常八九”。这导致他虽信服于科学,但由于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果造成了更多的困惑,只能靠冥想和臆测,“恨不能遇格致之家而一扣之”。比如,对于刚发明不久的无线电报,吴趼人“疑思问,无可问也。俛思其理,久之不得,怅闷欲死。反复推求,愈推愈远”。最后,他竟想到打呵欠容易传染这一生理现象,推测这是因为电可以在人体之间传播,并煞有介事地推演无线电的原理亦与此相同,“愿得博学者共审之”。在晚清的报刊和小说中,“电”是几乎可以随时借来一用的万能解释,时人对电学等新知不甚了悟,常凭道听途说来闭门推想。不过,即使是在20世纪早期的英美,也有许多人认为“电”是一种神秘能量的黑暗而不可见的来源,而傅兰雅这样的西方“科学权威”都在向谭嗣同信誓旦旦地宣称有机器能映出人心中所思及助人造梦,那么,以一百年后的知识水平来指责晚清小说家的科学幻想不够“科学”,就实在有失公允。对他们而言,比起兜售些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也许是通过新的叙事元素和方法,来营构一种迥异于古典时代的美学时空:人的飞翔、新的战争形态、可抵达的太空、永久的光明和无尽的能源、现实放大千倍后的技术奇观、灵魂的驾驭之道……昔日的神仙法术变得指日可待,世界不再以过去的方式来与人互动,而仁、美、幸福等也都有了新的内涵。正如汪晖在评论一篇晚清科幻译作《蝴蝶书生漫游记》时所说:“自然的奥妙不再是它自身的神秘性,而是在技术、工具、仪器中展现出来的无限的可能性……新世界的形象正是在这种想像性的图景中展现出来。”

然而,小说家自身的知识混杂性,导致了梦想中的新世界显得有些古怪:足以摆脱地心引力的车速、铺满整个伊朗高原的黄金、比地球表面积还大的国土、一个空间中安置着比它更大的物体……这些不免让人想起《续齐谐记》中的一个故事:书生钻进了鹅笼,笼子没有变大,书生也没有变小,一切安然无恙。南北朝时梁代吴均描述的这个可以随意伸缩的奇异空间,曾让深深着迷于中国幻想文艺的日本研究者武田雅哉感到摸不着头脑,因为它无法用影像呈现,“编撰讲述这个飘逸故事的中国人,从容徜徉于惟有词语创造的形象空间。”当然,晚清科幻中的时空异常未必都是这样自觉的飘逸游戏,相反,它们往往以一些“新知”为根据,只是这些“新知”本身就不够准确,再叠加上作者的误解、笔误,经想象的无节制放大,无意中塑造出种种隐形的奇观,并经由时间的发酵,在后世的重新审视中,产生了出乎作者意料的阅读效果。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展示了人们在试图掌握理性、精确的现代时空观并以此探索未来时的曲折艰辛:尽管故事中的漫游者们常要对新开辟的殖民地、超常规的神奇造物等进行准确的测量和定位,但在作者心中,世界仍如《续齐谐记》里的鹅笼一样,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会轻易就范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于是,当需要设想一个技术奇迹时,在凡尔纳必须考虑工程学可行性的地方,读者却常常看到天人合一与阴阳五行。

在1986年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我们能找到这样的定义:“科学幻想小说……所描述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这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这个论述揭示了“科学”与“幻想”在“小说”这一虚构性叙事艺术中相遇时的某种紧张关系——前者试图对人类生而有之的狂野的想象力进行驯化、规范,而上世纪初的晚清小说家为我们展示了这个漫长而迂回的过程中,西洋科学曾激发出何等不同以往的灵感,而本土的桃源新梦又曾经多么不守西洋的“规矩”。

发表于《读书》201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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