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华姐

许多年来,我游荡在江城密集的人群中,在车站码头一切公众场所,试图寻找一张记忆中的美丽面孔。我一直留心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巴望着会在某个黄昏出现奇迹——让我邂逅她在一个细雨的深巷。

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寻访她,即使找到了又准备说什么。但却依旧固执地期待着,她像几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那样天使般出现。在这个上千万人口的都市中,华姐,你到底隐匿在哪一个角落?你对这种徒劳的寻觅是在窃笑或是偷泣?那座遥远的矿山,以及那段遥远的岁月,可曾令你不忍回顾而淡忘?

一切似乎都已经渺不可追了,只剩下我的记忆还如此深刻而缱绻。一个在少年时代擦身而过的女人,也许足以影响你一生的心性;但于她而言,或者只是雁过寒潭,早已忘怀曾经的投影……

应该是1972年前后的冬日,那时的利川特别寒冷。雪后的齐岳山煤矿像一幅木刻作品,黑白对比的色块,显出特别的凝重和紧张。

父亲被押往大沟煤矿游斗去了,我不敢独自踏进我们父子寄居的那间阴湿的平房。因为在矿工们的传说中,那是一间鬼屋——数年前曾有一个女人在其中自缢,以至于至今还能在某些呼啸之夜,隐约听到她的呜咽和扑腾。

全矿有间烤火房,烧着两堆直径一米多的煤火,供下班后的工人取暖以及烧水。夜深了,北风仿佛一个哮喘的老人,寒流正穿透稀疏的瓦皮和壁缝,缭绕在空空荡荡的房内。

围火而设的木椅东倒西歪,一副酒阑灯灺后的颓废之态。姐姐穿旧而改缝的棉袄,在我瘦骨支棱的身上,像一个独臂人的空袖;只能凭借一根线绳,才能扎住那无孔不入的寒风。

我躺在面火的长条椅上,面颊烤红而背心透凉,瑟瑟蜷缩成一个典型的乞儿。人将散尽,工人们粗鲁的玩笑,渐渐在踏雪的足音里消逝。少年的我,独处在寒热带的夹缝中辗转难眠,像一个烙饼正翻来覆去地接受焙烤。

听见有人进屋,打龙头放热水,忽然一声惊问,温柔而亲切——“啊,你怎么能睡在这里,掉进火里怎么办?”

我听出来是她——华姐,前两年招工进矿的武汉知青,现在是矿山唯一的广播员。她从我冷漠的眼里已经读懂了原因,一笑拉起我的手说“你爸临走时托我管你的,走,到我那去吧!”

我被这个好心的女人骗走的那年,十岁。

我曾经在一个醉意踉跄的夜晚,尾随一个酷似华姐的女人,穿越这个城市的某个幽长隧道。那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个感伤的秋天,落叶飘飞如一部搅碎的乐谱,空间充满了散乱的音符。

稀疏的昏黄路灯将她仍然窈窕的身影,投放在我的面前,我就在她的阴影下走过了一串串水渍。在隧道的出口,一个长发的艺丐正在吹奏一把小号,秋风扩散了其嘹亮的忧伤。他似乎已为那些吝于施舍的看客,吹过了无数个疲惫的白日。而那一刻,我明显感觉,他才是真正为自己在演奏。

整个隧洞吹成了他巨大的音箱,他吹奏的是一首曾经流行的知青歌曲,他好像为上个年代的苦涩回忆和控诉找到了共鸣。我倏然止步,一段段熟悉的歌词膨胀在脑海——春季流浪的人归来……

如果是华姐,她肯定会重新想起这失落的歌谣,肯定会止步小驻,甚或凝伫在这一时空里。然而,我绝望地目送着那个背影,旁若无人地走向灯火丛中。

同样的寒夜,这个迹近返城知青的乐声,又再次将我拉回到少年时那个夜晚……

华姐将我拾回到她的广播室,如同收养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她就住在广播室那个狭小的单间里,一张床,一个播音台,还有一个放着打字机的桌子。我怯生生地打量着这间整洁甚至透着雪花膏和香皂气味的房子,手足无措地像一个在学校罚站的儿童。

她放下脚盆,倒进刚打来的开水,再混合冷水,调试好温度让我洗澡。十岁的男孩,早有男女大防之耻感。我犹犹豫豫磨蹭在盆边,竟有如临深渊般的畏惧,羞怯地不肯褪去最后的遮掩。她似乎看出了我那点小小心思,含笑着背转身去伏案打字。我踏着她那噼里啪啦的老式铅字打字机的节奏,迅疾地投身水中,洗净满身的尘灰。

像是要趁她不备,我赶紧起身擦拭,手忙脚乱地穿上短裤。她转身过来笑看我的慌张,又拿起毛巾为我擦干背后的水珠。然后她像母亲一样,指着那张唯一的床说:快上去,你先睡,我还要工作。

在她暖融融的床上,我像一只归巢的倦鸟一般,很快恬然入梦。

她那时大约也就十八九岁,初中毕业便从遥远的省城,下放到这偏僻的山区。几年山里的农业生活,已磨尽了一个少女应有的稚气。也许是因为她漂亮、灵敏,且会说普通话,矿上没叫她下井锻炼,便调到机关当广播员兼打字员了。

每天早中晚,她甜美的声音便回荡在这片山沟里。工人们都很喜欢她,即便是最粗野的男人,也尽量不在她在场的时候,乱开任何下流恶俗的玩笑。除开心仪那份美丽之外,也因她没有城里人的骄傲。永远的平易亲切,还常常为一些家属和孩子帮忙。

我很喜欢看她播音或打字时的样子。一架老式打字机,在她灵巧的手中像一架钢琴,发出悦耳的节奏。她让我帮她在字盘上查找一些难字,还时常要我去修改一下那些工人们投来的潦草的广播稿。她看我编辑后的稿子,时常点评哪里好,哪里还需要怎样修改。似乎我对文学和编辑的兴趣,正来自于那个荒寒年代她的最初指点。

每天三餐,她从食堂里打来的寡淡饭菜,都要在那只煤油炉上加工一下,掺一点油水和豆豉之类,变得美味可口。晴朗的黄昏,她则牵起我到屋后的山上去漫步,听她漫不经心地讲一些城市的故事,或哼一些知青歌曲或苏联歌曲。对山里孩子来说,这也许是最早的文艺启蒙。完全遥不可及的都市,竟能勾起我对远方最初的冲动。

简单贫乏的矿区生活,一旦掺入一个聪明女人的苦心经营,便转化为一种相依为命的乐趣了。我似乎深信了这一切都是我父亲的委托,甚至偶尔淡忘了父亲,以及那间我白天都不愿进去的鬼屋。

某个午后,在刚刚经历了一次与几个矿工孩子的打斗之后——因为他们故意对我侮辱我父亲的名字,那个时代的运动特点已传染到孩子们身上——她闻声赶来,轻轻地训斥了那群孩子一句“你们也有父母!”

我故作的坚强顿时如决堤的江河,泪水潸潸地漏进了她湿软的指缝。夜里,她为我缝补撕烂的衣衫,细语叮咛“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要去惹那些泼皮。要学会蔑视所有的侮辱!”

也许因为家庭磨难,抑或因为很早就读成人书籍,我算是一个心理早熟的孩子。在我短暂寄居其处的一些夜晚,我总是局促不安地仰卧在床上,纹丝不动,强制着自己催眠,然而终于开始难已入梦了。

几乎每夜我都自觉地先睡,她常常看书或编毛衣到深夜,看我入睡才梳洗后上床。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孩子,她似乎在品味和实践着她的天生母性,因而没有什么太多的避讳。或者说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我们有着亲切的神缘,自觉地遵守着自然的忌禁。

记得某夜月光,山谷的积雪折射进凛冽的清辉。远远地传来矿车缷煤的翻斗声,咣当咣当如夜半的钟鼓。她关上电灯,借月光而褪衣洗漱。我被哗哗的水声搅得神情迷乱,尽力闭紧我的眼睛。

在此之前,我对异性的暧昧恋情仅仅来自邻家女孩。在那一刻,我突然被这种水声所诱惑,每一滴水珠溅起的回响,在那静夜都有如海潮倒灌似的轰鸣。我听得见扑腾的心跳,并为此紧张和汗颜。越是想逃避这种袭击,越感到魂不守舍无能为力。

终于,我绝望地听命于眼睛,让它自行启开一道缝,仿佛只是被微风掀起的书页。不敢掉头,在余光中我似乎瞥见了从海底缓缓升起的维纳斯,惊异惶恐地看见水珠,在如梦如诗的月色中皎洁闪亮,又如无声喧哗的满身银饰……

我害怕某则寓言再现,而使自己变成一只癞蛤蟆,只好再次锁紧了双目。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却从此驱之不散,华姐,这个圣洁的女人,使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华姐那时其实已经谈了朋友,是掘进队的金哥。金哥也是下乡知青,朴实憨厚,长得端正规矩,是矿工中的才子。金哥常来,爱屋及乌,总给我带一些井下掘出的各种化石当玩物。每当他来,我便懂事地借故外出玩耍,他们便会心一笑,叮嘱几句。

金哥也是老高中生,会讲故事,也爱唱歌,华姐便总是缠着他,唱一些老歌以及新编知青歌曲。那个时代,矿上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所谓恋爱,大抵便是如此这般简单的约会,从来没人敢挽臂漫步。

我对金哥很有好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来我走时,有一点淡淡的不自在,却并无丝毫的嫉妒。相反,我却希望他们永远好下去,尽管我也曾在少年轻狂而痴傻的春梦中,梦见过我娶了华姐做新娘。

春天迟迟地来到矿山时,山下芳菲已尽了。华姐带我到山头去挖野葱,回来洗净后可腌来佐饭。葱没挖出多少,野花却摘了满怀。华姐指着一处无人扫墓的野坟说“就放在这里吧,他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我问“这是谁啊?”她说“谁都需要安慰和同情,不管认不认识。”

未几,父亲回到矿山,感激地从她这里领回我。她面对早已被打倒的我的父亲,依旧礼敬地尊称矿长,并夸赞我的懂事。在那人情凉薄的时代,她对我这个小男孩,始终保持着近乎古礼的爱惜。

那个春节前,似乎是一封急电把华姐催回江城。临走时她匆匆地给我几个塑料皮日记本,满面凄惶地说“我过些时日就回来了,你别惹祸啊!”

过了半月,她回来了,满面憔悴,眼圈青紫,神色中蓄含着某种深沉的哀伤。她不想向任何人说什么,一个人变得沉默起来。常常独自望着连绵的山以及飘逝的云,寂然落下泪来。

暑假到了,我又来到华姐这里。父亲稍微改变了一点待遇,允许到矿下去指导工作了,便还是委托她来照管我。这时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又开始了,矿山的知青都蠢蠢欲动,但很快打听到只有体院一个名额。

那时的招生,也没什么正经考试;主要是推荐,以及各自的家庭关系来活动比拼。大家偃旗息鼓,不久通知书到,钟哥开始打点行装了。钟哥也是武汉知青,和华姐同时下放到利川。一天,钟哥来了,说是向华姐辞行。在那之后许久,再也不见金哥来了。我不明所以,忽然听见一些工人在流言蜚语,才意识到华姐已移情钟哥了,我被这一事实惊得目瞪口呆。

在我所受过的幼年教育中,认为一个女人喜新厌旧是很可恶的。况且在这场转变中,明显地包含了一种势利的成分。我难以想象华姐这样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会演出这活生生的一幕。

她和钟哥又定情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矿。那些感情朴素的工人们,如同我一样难以接受。顿时,流言四起,所有恶毒的攻击集中在她身上。而我在道义上站在金哥一面,同时在隐秘的情感世界里,我更觉得她这是对我的背叛。

圣洁的偶像被粉碎了,我的世界一片空白。我觉得她从前的一切都是假像,掩蔽了她让人看不见的灵魂。我相信女人是魔鬼这种说法,由一种纯情的敬爱,顿时变成直接的厌弃了。即便她予我深恩,幼稚的我在那一刻,竟然天生地站在了所谓道德的立场上,即刻便能忘恩负义。

她放弃了向任何人解释的权利,沉浸在自己的孤独里。金哥倒很明智,在醉了一回之后也保持了缄默。父亲的义愤和工人们如出一辙,他冷冷地批评她不该为了回城而不要道德,再说这矿山对你不错,何必如此呢?之后,父亲把我牵走了,我似乎站在正义的一边掉头而去,连一声谢字都难以启齿,尽管心里憋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涩。

我看见她可怜巴巴地站在阳台上,山风吹鼓起她那肥大的工装。她凄惶而不失美丽地站在那高处,像一枝随风摇曳的瘦竹。

若干年后,这一画面成了我对往事追悼的固定坐标。我想,在那一刻,她轻飘无主如一只断线的纸鸢,但她的目光中一定包藏了对我的蔑视。

次年秋天,她像一个被众人遗弃的孩子,在矿上熬过了最伶仃的一年。我们邂逅在一条石径上,我又长大了,但对她的怨恨和鄙薄似乎并未消失。

她依然清瘦如竹,远远地对我亲热如故地招呼,她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怀恨竟如此深刻。她脸上笼罩着一层少有的喜悦,她说“我正办调令,马上回城了,等你长大了,来玩哇!”在她看来,我可能是唯一可以,也应该分享她的幸福心情的人,所以抑制不住地要向我道别。

我只是冷冷地望了她一眼,仿佛在听一件毫不相关的事一样漠然。我缺乏足够勇气地咕咙道:“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之后侧身走了。我发现她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一种深刻的痛苦表情印在我心深处。这是在所有人对她改变态度后,都未有过的一种被伤害感。她从一个她曾深深帮助过的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悲哀。

在以后的成长中,我逐渐淡忘了这个女人。大学毕业之后,我经历了人生中必然遭逢的一些情感痛苦,在渐明世理之时,偶然回到了那个矿山。那些曾经看着我长大的工人们,热情不减地接待了我。

在酒席上,我问已经扎根在这里的一个知青,“为什么不想法调回省城?”她曾经是华姐的好友,她淡淡一笑“哪有那么容易?”之后她忽然话锋一转,说“你华姐那时为了调回去,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其实有谁理解同情她的真正苦衷呢?”

当这段渐被时间烟尘埋葬的话题重新被提起时,我立刻预感到此中必然埋藏着一个隐衷。她说那年她突然被电召回去,是因她家里出了一些事故。像她这样的城市平民孩子,根本不可能调回去。但那个家,又非她回去支撑才行;所以她别无选择,只好以婚姻为桥,达到回城的目的。再说,她和金哥,也只是在接触往来,而钟哥,其实更配得上她的美丽善良。

我如雷轰顶,被若干年前这一真像所击中,沉积多年的感恩和爱,恍惚又突然被唤醒。而羞愧和负罪则如石在胸,令我不敢正视这个大姐的目光。那夜,我酩酊大醉,悔恨的泪洇湿了枕巾。

我终于明白人生的艰难和勉强时,终于意识到自己以怨报德,给了她最大的伤害时,她已从我的视线中消隐无迹了。我相信,她早已淡忘了一个孩子的单纯错误,从不曾想到施恩于我,是为了求得未来的感谢。她只是出于善良本性,才对一个孤独无援流落火边的弟弟充满爱心……

若干年后,我在武昌监狱的寒夜里,在一个犯罪人员学习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上面那些文字。那时,已经与华姐分别接近二十年。当我在狱中检讨我的人生时,这个成长的导师之一,一直徘徊在我的回忆中。

一个老朋友,也是当年利川的武汉知青,简哥来探监。我顺便谈起了那一代知青对我的影响,然后聊到了华姐。他熟知她,但是也已失联多年。

某日,队长忽然传我到办公室,指着其中坐着的两男一女问我:你认识他们吗?

我以为又是外调的警察——那些年,经常有一些外地的警察,来找我调查谁谁谁,是否和我曾经联系。我警惕地打量了这些来人一眼,摇头说不认识。

队长笑着说你再看看,其中那个女人微笑着一直友善地看着我,另外一个男人也慈祥地强调说,你再好好看一看。

我开始发现那个女人的笑颜里,有我熟悉的波光。洁净而妩媚,波光中隐含泪水的球状。她的笑里藏着哭,我闪电般的搜索记忆,只有当年的道别,似乎曾经有过这样的苦涩。我惊呼——华姐,难道是你吗?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从那依旧美丽的脸颊上安静地滑落。

二十年,一个当日少年,如今已是秃首蓬面的青年囚徒。一个当年大姐,还似当年美丽。我直面着她的无声垂泪,像当年那个委屈的孩子般,再次痛哭失声。我哽咽着说,华姐,我找了你那么多年,没有想到,在我最不堪的时候,还是你找到了我……

以后,我出去了。我找到了她,找到了金哥,找到了钟哥,找到了曾经影响过我的很多人。我在诸多的回忆里,逐渐还原时光的拼图。

她在一次知青聚会上,听到了老矿长的儿子在武汉坐牢的传言。多数人都是感叹,只有她开始动员她的所有社会关系打听寻找。她在一个大学工作,很多学生都在公检法就职。她终于找到了起义门55号,在这个狭小的笼中,看见了这个曾经短暂患难与共的弟弟。她根本不知道,我对她早有如此深重的愧疚。

以后,我在北京混成了一个书商。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学平面设计,她第一次委托我帮忙照顾北漂的孩子。那时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正是我认识华姐的年龄。清纯,干净,天生的斯文里,自有一脉家法。后来,她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和一个母亲。

我后来,又逃离了北京。我在大理南门新村的一个农舍里,在网上联系上华姐。我憋了若干年的话,终于在一次夜半酒醉之后说出,我说——华姐,感恩你,你是第一个让我爱上的女人。尽管那时,我只是一个小男孩。甚至不懂爱,不懂这个世间原是多么差池,多么无奈。但是,你让我最初就懂得——慈悲,是一切爱的基础……

来源:土家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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