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整容变毁容,找不回的脸维不了的权

文:王玥娇

编辑:王波

从韩国的整容手术台上苏醒后,原本“挺好看”的陈怡丽便再也未能走出阴影,至今已5年。

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如今占据了这个年轻姑娘的生活。“常年备在客厅,大的飞韩国,小的飞国内,经常飞,拿起来就走了。”31岁的她指着箱子告诉《博客天下》。

1天前,陈怡丽刚在上海录完《东方直播室》节目回到深圳。之前几天,她正站在韩国明洞闹市区,举着大字报向韩国整形医院抗议。身边是有同样遭遇的中国女孩们。

传回国内的报道图片中,她们大部分戴着帽子、口罩、墨镜,尽力不被人认出来。但为整容失败而不停奔波维权的陈怡丽,已不在意这些,她只想努力消除这件事对自己的影响。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蛋了

陈怡丽房间里放着一张整容前的照片,头发齐肩,眼睛又大又圆,脸上带着没心没肺的笑容。“当初男朋友就是看上我漂亮。”她开玩笑说。唯一让她和男友都不满意的就是皮肤不好。

当时,从上小学起就“特别喜欢显摆”的陈怡丽,除了拥有爱情,还和姐姐在深圳拥有两家服装批发店。其中一家专做“韩国货”,陈怡丽一两周就要往返韩国一次。在韩国时,陪同她的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翻译高某。

2010年,陈怡丽已攒下70多万元的积蓄,决定关掉经营了7年的服装店,出国学设计。“觉得自己早早出来做生意,读书太少”。父亲病逝后,她十七八岁就辍学出来开饰品小店。当高某建议她去韩国做“焕肤”手术时,陈怡丽并不排斥。

她回忆,在办出国手续的几个月里,高某在韩国一再打电话来催促,“一个杭州的姐姐做了,脸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26岁的陈怡丽于是决定去韩国做个“皮肤护理”。考虑到跨国转账提现手续费高,陈怡丽随身携带了10万人民币现金,侥幸通过了海关的检查,还带了张六七万额度的信用卡。“这十万块把我搞得漂漂亮亮白白嫩嫩的,去了白人的地方上学也有自信了。”她当时想。

高某介绍的纤美医院在韩国富人区清潭洞,以名品街、画廊、酒廊等高端场所闻名。

“怎么不去著名的狎鸥亭整形一条街?”陈怡丽感到奇怪。

“那条街都是中国人去,不够高档。”带着对方这样的答复,她踏进了医院。“三层,装修得很清雅,别墅一样,后面还有个小院子可以喝咖啡,很多花啊草啊,看着很高大上。”

第一天是和医生面谈,高某说因为自己有关系,陈怡丽被排在第一个。

院长先讲解“焕肤”手术,“做了之后,一开始会黑,像烧伤了一样,但好了就像瓷娃娃,特别好。”

接着,院长提出给她设计五官,这也是陈怡丽第一次听说“肋骨鼻子”。

“设计一个可爱年轻的翘鼻子,用肋骨垫鼻子,到死这个东西都是自己的。还设计了嘴和下巴。”

陈怡丽立刻警惕起来,马上拒绝。“我对自己鼻子已经挺满意了,而且取肋骨怎么可能不留疤呢?”

她拉起高某要走,对方劝她:“所有姐姐都跟你一样,去别家看完还是回来这家。”高某和旁边瘦瘦的院长用韩语交流后,电脑屏幕突然被转向陈怡丽,上面是郭晶晶的照片。“他们没明说,但就说你看,我们都是和你们国家这样的人合作的。”陈怡丽愣了。

医院大厅的电视画面里,院长在接受韩国KBS电视台访问,“侃侃而谈的样子”,办公室里展示着自称在美国出版的专业书。得知陈怡丽担心疤痕,院长立刻表示,疤痕只会像头发丝那么细,可以用镭射技术去掉。

“一轮轮的营销,轮番洗脑”,陈怡丽坐在那,脑子里还是郭晶晶,“很惶恐也很恍惚地”答应了。

她更操心留学的事,“也没想到朋友会骗自己”,也就轻信了展示给她的名人照片。

签合同和手术定在第二天,主要调整五官,附赠“肋骨鼻子”,等一个月后恢复好了再做皮肤。

第二天,在韩国工作人员和高某的指导下,她签下全韩文的合同,现金加刷卡共付了16.5万元人民币。

直到麻药上头前,陈怡丽还在反复嘱托,不到万不得已,别做“肋骨鼻子”,又提出让高某陪同整台手术,医生同意了。

上午10点左右,陈怡丽空着肚子进了手术室,直到下午两三点才出来。醒来后,陈怡丽拿起镜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完蛋了。

“嘴切了,满嘴线头,很粗糙,蜈蚣一样。下巴垫了假体,里外都缝了线;脸色并不是正常整容后的红肿,而是淤青。但医生和高某反复强调,刚手术完就是这样的。”陈怡丽回忆,麻药劲儿还没完全消退,晕晕乎乎自己举着点滴去上完洗手间后,没来得及多问几句,她就在高某的催促下出院了。

在回酒店的地铁上,陈怡丽越来越清醒。她反复问:“别人是不是都在看我?”

“谁在看你?人家没那个心情!”高某接着开始埋怨,说自己因为观看整台手术,吐了。

在酒店等拆线的日子,陈怡丽半夜会因为鼻子太疼惊醒,“疼得头晕”。醒来发现血顺着脖子流到胸前,她吓得赶紧给医院打电话,双方英文都不好,只好半夜打电话给高某,让她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复是:“问过了,医院说没事,正常现象。”

捱到第八天拆线,陈怡丽抛给医生一连串疑问:鼻子为什么这样竖起来?疤痕为什么这么明显?医生回答:因为出汗了。

回国半个月后,陈怡丽出门见人,所有人都会吓得倒退一步问:“你怎么变成这样?鼻子好假,你去韩国整容了是吧?”

她开始觉得鼻子痒,嘴也有问题,一嘬一口血。打电话给高某,在陈怡丽忍无可忍大骂一通后,高某从此杳无音讯。

4年来,陈怡丽在国外一住几个月,“终于没人认识了,高兴得笑,笑着笑着就哭了”

回国一个多月后,陈怡丽到韩国讨说法。医院表示恢复的时间还不够,在陈怡丽说明鼻子已经有炎症时,院方直接把她锁在房间内,声称“一分钱也不会退,钱都被高某拿走了,并且已经报警”。年轻的留学生翻译劝她:“他们真的报警了,这次先算了吧。”害怕在韩国留下案底再也不能入境,她的第一次交涉宣告失败。

在医院门口,她遇到一个来讨说法的韩国女孩,同样做鼻子,只花了陈怡丽十分之一的钱,“价格一说,俩人都愣了”。

“十六万五啊,那时在深圳起码是个房子首付,在小城市已能买一套了。”而她同样后悔的是,“当时维权意识太差,连照片都没拍。”

“怕她想不开跳下去”

陈怡丽的房间里至今放着一包化妆品,里面各种眼影、腮红、粉底、刷子……码得整整齐齐。她拿出来依次介绍,都是大品牌。

整容前,这是她每天摆弄的必需品。

她母亲爱美,喜欢把女儿“整理得整整齐齐”才让上学。直到现在,陈怡丽只要“头发没梳好,衣服没穿好”,都要被母亲数落。

开店那几年,网络不发达,各大时装周的消息还不多,她每年都要从批发商那里买“杂志”找灵感,上面全是大牌新款的秀场图。

“800~1000块一本,一套下来4000多块,一年买两次。”她按照自己的审美从上面挑出好看的款式,拿着图找打版师傅,做个几百件,“什么鬼都能卖掉。”

从小对美敏感,后来做了服装生意,周围多是时髦又有消费力的女孩,这些都让陈怡丽觉得整容不是什么稀奇事。她不爱韩剧,觉得“智商好低”,但会注意到“里面的人好看”。

去韩国整容前,她在国内垫过鼻子,“薄得跟纸一样的一层”,还给嘴打了针,看起来会更可爱,但没人发现她做了手术。

陈怡丽在国内找了不少知名医生试图修复面部,由于破坏性太大,没人愿意接手,“人家也不愿意砸了自己牌子”。

但鼻子的炎症不能耽误,她只好托人介绍,花了10万元人民币在韩国另一家医院重新修复鼻子。

这次修复没能让陈怡丽的心情好转,她彻底抑郁了——不敢照镜子,不敢出门,不敢和别人说话,手经常不受控制地抖。

同时完全失控的还有陈怡丽的生活。她最早开饰品小店时,经常凌晨4点起床去广州进货,交完三四千元的租金,一个月能赚5000~8000元,当时的收入是同学的几倍。后来专心做服装,赚得更多。抑郁后没有收入的生活,让她无法忍受。“中国人都是那种没自信的教育嘛,小时候父母骂人都会说‘没用啊’,那些记忆一下子就全都回来了。”陈怡丽说。

有时别人多看她一眼,她就满脸通红,“感觉很羞愧”,怀疑是不是人家不仅觉得自己丑,还是个无业游民。

她手里拿着以前的照片对比,“就这样还是修复过的,修复前根本不能看。”

严重抑郁的那段时间,陈怡丽整日昏睡,又常常被噩梦惊醒,没来由地惶恐、低落,有时觉得“四面八方有鬼在抓”。

有一阵,她和姐姐几乎天天吵架,吵完了哭,两人都长出不少白发。

控制不了手抖的时候,陈怡丽一下明白了为什么抑郁病人都想死,“只有死才能解脱,不然停止不了。”最严重时,她每天要吃11粒药,现在已经好很多,每天也还要吃10粒。

家里所有的窗户都被焊死,姐姐“怕她想不开跳下去。”

出国散心是陈怡丽当时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国外没人认识她,她就半年半年地住,“美国,欧洲,泰国都住过。”

即便如此,她仍不止一次想到死,参加旅行团出国散心,站在帝国大厦楼顶,她想,从这里飞下去可以像降落伞一样飘一下,没那么痛苦。去看王家卫电影里的伊瓜苏大瀑布时,她听说了一个故事:一个印第安女孩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有钱老头,坐着木桶从瀑布直接飞了下去。“我又想,这样死好像也没什么痛苦,冲那么久才下去,死了还没缓过神。”

等她从不同的国家散完心回家,手术失败后就收起来再也没用过的化妆品,“好多都过期了”。

“没用了,化不化都是这种鸟样。”她说。但她至今没舍得扔。

“追求美,哪儿错了呢?”

这样挨到2014年,另外两个在韩国整容失败的女孩联系到她,一起开了维权发布会。

发布会的影响以她未曾料到的速度扩散,一夜之间,她的微博、朋友圈一再被刷屏,几乎所有熟人都知道了她整容失败的事。“说什么话的都有,一下子特别害怕。”

除了熟人,还有不少陌生人也来谩骂,“活该”,“去整容就是作”,“你不去整会这样吗?”在相关新闻下总会有类似评论。

“如果你在大城市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叫你打个美白针,打个玻尿酸,你会不去吗?”她反问道。

那些人的反应,让她想到了去世多年的父亲。“他又不爱女孩唱,又不爱女孩跳,这种抹煞人家天分的东西他全干。”

八九岁时,陈怡丽跟邻居小女孩们凑在一起免费打耳洞,第二天醒来一看,父亲趁她睡觉把耳环摘掉了。

因为不喜欢女孩在穿着打扮上花太多心思,父亲总让她和姐妹们留男孩子一样的短发,“跳水运动员那种”。

初中要穿校服,她就趁周末换一套喜欢的衣服出去玩,有时还用姐姐的化妆品,试着打眼影,涂唇膏,偶尔忘了卸妆被父亲碰到,就会被他用“很厌恶的眼神”盯着。

她至今想不通:“我一个小女孩,十一二岁的,喜欢换一套衣服怎么了?”

那些网友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让她感到不可理喻:“先天靠父母努力,后天靠自己努力,追求美哪儿错了呢?”

陈怡丽加入了“整容维权微信群”、“修复微信群”,光维权群里就有300多人。这些来自中国各地的女孩,因为在韩国整容失败而聚在一起诉苦、安慰,勇敢一些的则商量着站出来维权。

首尔地铁站里的整容广告

维权记者会上,陈怡丽认识了微微,后来一起参加明洞抗议活动。在微微眼里,陈怡丽“善良,没有私心”。“有些人维权会把别人说得都不严重,就自己严重,陈怡丽不会。去韩国,她会陪每个人到医院交涉。”

因为比群里大多数人维权早,大家更信任陈怡丽,她需要不断地接电话,回复微信。

这样跟外界的交流也有助于她治疗抑郁。姐姐觉得陈怡丽现在的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好”的意思是不怕出门,敢看着人眼睛说话,还敢以真名且露脸的方式上节目维权。“换句话说,能正常生活了。”

群里的姑娘已经一起去过几次韩国,她们规矩地去警局申请街头集体抗议,挨个拿出护照登记,“我们都是守法的中国人,在韩国所有行动都合法。”陈怡丽强调。

翻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劝过她们“算了”,有好心的警察拿出厚厚的档案,“这些全是跟你们一样维权的,没有几个能成功,回去吧。”

去纤美医院讨说法,给陈怡丽做手术的院长穿着花衬衣、暗花西装、尖头皮鞋,陈怡丽差点儿没认出他。他扯过陈怡丽的护照,翻了一遍后扔回来,之后再看见陈怡丽,干脆躲起来让工作人员谎称他已经辞职。

找韩国律师诉诸法律,对方说成功案例很少,截至2010年只有两例。再一问价格,“两千多万韩币,等于又一个手术了,而且打官司起码耗3年。”

因为维权,她能熟练说出韩国有多少整容从业人员,多少主任级别整容医师,“关于韩国这个行业,很多国内医生可能都没有我了解”。

房间角落的袋子是她趁打折在香港买的漂亮内衣,她拿出几件铺在床上,喃喃道:“我还是挺爱美的,是吧。”

陈怡丽依然住在当年开服装店的楼上,阳台上还堆着没处理掉的尾货。当年去韩国进货时,她都是随意跟姐姐打声招呼就走了。但最后一次“随意地”打完招呼回到家里时,站在姐姐面前的是一个面目全非的陈怡丽。不久,男友出国,她又丢失了爱情。

以前,陈怡丽为了进货经常往返韩国,关店5年后,她依然时不时地飞韩国,却是为了维权。下一次赴韩的日子在11月初,虽然知道可能得不到什么结果,但她“还是想试一下,想修复好”。

医院的相关单据都被陈怡丽小心地收在抽屉里,她不再买化妆品,但买了不少帽子,平时出门和录节目习惯戴帽子。

她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上午穿着小黄裙子去小学时,被别人夸漂亮,下午她就再换一套,等着街坊的邻居说“漂亮”,再等着学校的同学说“真漂亮”。在被“毁容”的阴影笼罩多年后,这已是她青春里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

来源: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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