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备受磨难的子宫

在中国宣布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10月29日晚,漫画家邝飙的一副漫画在社交媒体刷屏。这幅漫画其实来自当晚网上流行的一个简短的段子:“党指挥枪”。

生育政策其实与男性身体的直接关联甚少,王向贤的研究表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占据绝育手段四分之一的男性结扎,在九十年代之后减少到几乎可忽略。强制性的计生手段,主要是针对女性的上环和结扎。正如过去二十几年各种关于强制和暴力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中描述的,计划生育的暴力化,与妇女们备受磨难的子宫以及附件有关。

为什么“枪”的寓言如此流行,恐怕是因为在中国,生育仍然是一种关于男根的话题:延续男性的血统,并且——如我参与一个微群里计生政策讨论时有人说的:“没有男性后代,就貌似谈不上基因存续,养老也成问题。”这就是中国的反计生派们认为“可以理解”的“现状”。

互联网上的弹冠相庆很显然是男性中心的,与“党指挥枪”同时出现的是另一个让女性反感的段子:“开放二胎已经来不及了,更紧迫的是要开放二房。”

对提升生育率影响甚微

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计划生育对市民阶层的执行不是那么暴虐,主要利用人事与财务的捆绑,有种种尴尬可笑之处。譬如,我工作的报社,未生育的女员工要签一份“生育合同”以保证没有计划之外的怀孕,甲方是报社的法人代表,一位男性发行人,乙方是女员工。我们每年都要交一份计划生育表格给报社人事部门,包括汇报如何避孕。我家人的单位,则要求我每年提交B超检查报告证明未怀孕,唯有每个人都这样做,才能保证所有人年终与计划生育挂钩的奖金不被取消。

在城市,开放二胎政策解放的可能恰好是我这样的人:夫妇双方或其中一方的职业是国家雇用的性质,一个家庭超生会影响领导的考绩,让整个单位上万人利益受损;最终,也会让自己失去工作,就像前一阵子华南理工大学的副教授在美国生育二胎而被辞退的案件。这些人可能跟我一样,没有太强的生育愿望,但也不希望意外怀孕只有堕胎一途。

在不符合之前的二胎政策的人中,非常想生的都已经生了。超生罚款的存在,帮助中产阶级充分软化了这项政策。譬如,我孩子班上同学的母亲,有两位商人家庭的主妇已经生育五六胎;我不少朋友都已经去香港地区和美国生育了第二个孩子;我至少认识三四对夫妻离婚,然后用跟别人假结婚的方式生育了第二个孩子;还有人躲回老家生的。前两种多是在私企工作或自雇工作的人,后两者则较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在企业家中有很多热心抵制计划生育的人,有的企业家会给予奖金鼓励自己的员工超生。

2009年我在陕南的安康学院跟一群1990年左右出生的女孩聊天,我发现,她们家里都有超过三个兄弟姐妹。这一类地区学院的学生,多为工农阶级子弟;农村地区大多都是实施“一胎半”政策,因此有女孩的家庭一定都会有两个孩子。但是,往往生育不会在第二个结束。安康就是2012年孕妇冯建梅被实施强制引产的地方,暴虐的计生手段,并没有扑灭民间强烈的生育冲动。

所以开放二胎会释放多少生育需求?答案不言自明。

暴力是否终止?单身能否生育?

宣布全面开放二胎的会议公报,是在国家发展的脉络下改变人口政策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是的,并未提及终结对妇女的国家暴力,仍然是将“夫妇”确定为生育的主体,目标是更合理的人口结构。

生育二胎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然而,以往在“一票否决”的压力之下,暴力执法往往溢出相关政策和法律文本的框架,而侵害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安全、教育权和就业权等。仅仅是政策的放宽,是否会带来相关手续和流程的简化优化,终结暴力执法,仍需要观察。譬如,政策倡导性质的上环为主的避孕手段,最后变成了强制上环,并且把上环跟就业、孩子上户口和入学捆绑,在妇女生育二胎之后,类似的做法还会存在吗?生育和婴儿上户籍,是否还需要往返办理繁杂的证件?

我认识一位女工,阿琴,姑且这么称呼她吧。两年前,女工服务组织的朋友询问我能不能帮到她。阿琴三十多岁了,离异,孩子随父亲生活。她在广州边上的卫星城工作,有一个比自己年轻很多的男友。当阿琴怀孕,她却恐慌地发现男友失踪了;费尽辛苦找到,男友原来已经在老家与别人结婚。意识到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怀孕机会,阿琴希望把孩子生下来,哪怕独自抚养。她去了基层妇联进行法律咨询,希望了解可以为孩子从男方那里主张什么权益,可是却发现妇联干部对她未婚怀孕这一事实更为关注。听到老家已经有计生干部上门调查,她匆忙逃离务工地,另外租房子隐居起来。这一下,她无法去工厂工作,只能把计件工作带回家,为生孩子攒一些微薄的积蓄。她的问题由向孩子的生父追讨抚养费,变成了——如何安全地把孩子生下来。

在草木皆兵的计划生育制度之下,作为单身生育的母亲,阿琴不得不遭受这样的颠沛流离之苦。幸好我们帮她联系到安全的去处,提供了保护和资助让她平安生下了孩子。而这次放开二胎政策,对于类似阿琴这样单身生育的母亲似乎并无任何利好消息,生育的主体仍然是“夫妇”。

计划生育产生了一代城镇独生女孩,她们得以独占家庭的教育养育资源,以至于中国接受大学教育的30岁以下女性超过男性。当女孩告别自己相对占据优势的教育领域,与越来越严重的职场性别歧视,和家庭婚姻中的男主女从狭路相逢,当代的性别矛盾在私人领域,变得更加尖锐了。

在这个背景下,要孩子,却不要与男人捆绑在一个权利责任不对等的家庭秩序中,是一部分职业女性的想法,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较好经济地位的女性尤其如此,但即便是如阿琴这样的女工,也有这个需求。另外,女同性恋也需要单身生育政策。但是,国家仍然没有在制度层面,给这些人的生育权一个出口。

当国家暴力疏解,家庭的宰制加强

尽管只有女人能够生育,对于很多人来说,生育与男根的联系不言自明——生育就是为了生儿子。

向我们寻求帮助的另一位女工阿兰的生育故事相当典型,她和两个女儿的父亲并没有结婚,后来分手,对方也没有承担任何抚养责任。在流动务工的人群中这是普遍现象——办理法律上的结婚手续,往往要等到生育了儿子之后;所以,生了两个女儿的阿兰终究没有等到结婚那一天。

男孩偏好是如此深入人心,反计生派的易富贤在他全国巡讲的PPT上大大地写着:“就像母性是女人的本能一样,偏爱男孩是男人的原始本能,男孩是男人的人口‘产权’的标志。”计划生育政策如此严苛,民间却仍然“生生不息”,这一“原始本能”恐怕是最主要的动力。

生育权是一项属于女性的权利,男性只能通过与配偶协商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是被中国的婚姻法司法解释确定的。但是,在仍然是父系为主的家庭结构中,女性很难独立决定生与不生、何时生,生几个。我的一位白领职业的女性朋友,在生育女儿之后,婆家建议先不给女儿上户口,把指标留给第二胎可能的男孙。我的另一位朋友则在生育一女后怀孕,被婆家要求照B超,然后堕胎。女性的生育决策,受制于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夫家争取生男婴的需要,是不胜枚举,并不限于地位低下的女性。

在我收集的南方都市报2008年到2012年报道的13例有母亲身份的女性自杀案例中(不包括以自杀作为威胁手段的案例),有10位自杀同时也杀害孩子;13名母亲中仅有两名生育的是男孩——但都有残疾或重症;其余11名都是生育女婴(报道没有提及缺陷和重疾),其中8位的孩子不足一岁。这至少说明,无法生育儿子是中国女性生活中的重大危机。

2009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提及,中国大陆2005年人口统计数据的研究显示,在9个省份,当一对夫妇生育的第一胎是女孩时,他们的第二胎的男孩和女孩的比例是160比100,其中江苏和安徽则二胎男孩是女孩的1.9倍,性别筛选不言而喻。在政策放宽,国家对女性的强制纾解之后,很多人担心的是,“传宗接代”的逻辑会更为理直气壮,家庭的男孩偏好,会让她们不得已一生再生。即便计生完全开放,可以生到生出男孩为止,性别筛选并不会完全消失,女性的健康仍然受到不必要的堕胎的威胁。

生孩子是为了夫家血统的延续,而生育带来的困难却是女性承担。身心障碍儿童的照料和教育都是母亲承担,父亲大多已经离婚和失踪。东莞一位母亲照顾了两个脑瘫儿子十三年之后,已经抱不动儿子的她溺死了他们。而她陷入绝望杀死孩子的时候,丈夫在外面打麻将。我们广东的妇女组织进行过相关的政策倡导,即相关的政策补贴,要落实到家庭照顾者身上,并针对她们进行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支持。但这类关注妇女照料付出的政策视点,至今仍付诸阙如。

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如何支持女性

普通的家庭,生育养育的责任也多由女性承担。这些劳动不被法律保护,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既在实质上否定了共同财产制,也忽视了女性承担养育照顾责任付出的机会成本、时间和精力。

在城镇,托育设施基本上都商品化了,除了体制内单位,大多数人需要购买相对价格不菲的市场化托育服务。而农村则缺少这类设施。中国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是,3岁以下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99.9%。其中,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而幼儿需要照顾,降低了女性的就业率。在我前面提到的自杀案例中,大多数母亲都在处在无法就业、专职带孩子的状态。

有着如此多的家庭牵绊的妇女当然不是被期待的首选劳动力。就业歧视、生育辞退本已非常严重,如果没有更明确的政策法律,和严格的执法,生育的孩子增加,就业性别歧视只会越演越烈。尽管已经有反就业性别歧视的零星胜诉案例和女权行动者的投诉建议,但国家对于就业歧视,并未形成一个整体的规制框架,即便针对已有的法律,也远未有效地执法。政府作为最大的雇主之一,也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甚至根本不避讳招聘和提拔中的性别歧视。

如果说调整人口结构,国家希望女人多生孩子来解决,那么相关的配套政策应该如何看待妇女的社会角色?是国家领导人在全国妇联讲话中的“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还是如在联合国妇女峰会上承诺的那样,“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

国际经验表明,男性看护假以倡导男性分担家庭责任,平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付出上的鸿沟(对应的是企业雇佣男女员工的成本鸿沟),对于改变性别歧视的文化,支持家庭与工作平衡都是有效的。当政策期待生育率提高,那么,更多廉价和近便的托育服务,也是题中之义——既然中国的基层社会控制,能够实现精密的“网格化”,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建议普惠的家务劳动、照料工作社会化设施呢?还有,在生活、医疗和教育费用高涨的今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让赡养人口较多的家庭减轻税负,都是应该考虑的方向。

当所有人生育二胎成为现实,国家本应该给予更多的政策配套。但是,随着二胎生育逐步放开,有迹象表明,相关的立法却与支持性的方向背道而驰,生育的责任被个体化和家庭化了。譬如今年六月《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的奖励性待遇和保障待遇项目,包括独生子女奖励35天产假和晚婚晚育奖励15天产假的生育津贴、男配偶10天看护假期工资和一次性营养补助以及到一、二级医院分娩补助等。当时的背景,是常年结余的生育保险基金,开始出现紧张。也就是说,考虑政策改变,首先还是看数字,而不考虑相关者的权利和需求带来的负面后果。

应该反思男性思维的发展观

近十年来,关于生育政策的讨论,无论是反计生的声音,还是支持计生的声音,大多是男性官员和专家的游戏,也都是数人头的数字游戏,而仅仅看数字,这是一种男性思维的发展观:鼓吹人多力量大的粗放发展;将人的发展视为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强调征服和掠夺式的发展,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并且把国家之间的竞争视为一种零和游戏,更有甚者,将提高生育率和增加劳动力、兵源供给赤裸裸挂钩,将人的成长仅仅视为生产要素的增加与战争机器的建造。

自始至终,女性的声音和视角是缺失的,而政策却加诸于她们身上,要么是要多生,强国保种,要么是要少生,防止人口爆炸资源匮乏。永远是国家利益,无论妇女在其中付出多少代价,或者偶然获取什么收益,政策的着力点从来不是她们的权益。

因此,谈性别结构,谈得最多的是光棍娶不到老婆,谈性别比偏高归咎于计生,从不批评男孩偏好以及背后的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对女婴权利的漠视与践踏。谈年龄结构,简单地将经济发展、消费拉动和国防壮大归因于青壮劳动力的比例,仿佛中老年人完全不具备生产能力,仅仅是累赘——这几乎是一种纳粹式的对体能的执迷。在人口政策的讨论中,技术与制度的革新、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人口与环境的平衡,则完全被不被讨论。

人不是机器,人力资源的合理运用,并不仅仅是技术和数学的问题,更多需要制度的配套,这些制度配套是社会性的,关于人的权利、处境和价值。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有尊严地对待,尤其是女性和女童。她们的价值不能被限于生育和养育,以及与之相连的家庭领域。她们应该被赋予机会,平等地实现梦想。一个国家人口结构再合理,如果性别不平等,法律保障不够,丰沛的青壮年人口足够经济机器运转之需,仍然要继续忍受糟糕的薪资、劳动条件和严重的歧视,那样的“合理”状态,仍然会是弱势者的噩梦。因此,人的权利保障、环境的可持续和社群的团结,应该被放在人口政策的核心。是时候终结数人头的计划模式了。

来源: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4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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