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二胎前,需要知道的几个问题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决定放开全面二孩。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未来人口超不过15亿”》,了解“二孩”政策出炉内情。

全面放开二孩,并不意味着废止现行计划生育国策,只是全面放开普通二孩政策。换言之,你需要知道,如果你要生第三个孩子,按现行政策就要被罚款。除此之外,你还应知道很多跟“全面放开二孩”密切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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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邀请到八位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专家、律师,以及专司人口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人士,第一时间为你解答这些已经发生但无法回避的问题。

1 再拖,你的青春尾巴就没了

南方周末:全面放开二孩后,你怎么看高龄产妇孕育风险问题?

杨冬梓(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妇产科主任):全面放开二孩之前,高龄孕妇孕育风险问题就一直存在。放开二孩的这几天,确有不少高龄、想生二孩的夫妇来医院咨询、检查。我总是劝他们不要紧张,生育本身是很自然的事情。想生二孩的高龄者较多,有的年龄已达四十岁,她们的生育率比年轻的要低,但也有个性差别。因此,这个群体需要抓紧做一个生育率方面的评估,比如检查女性的卵巢、男性的精液,等等。我接待过一位52岁的女性,她的卵巢储备几乎没有机会生育了。因此,我想提醒高龄待孕的女性,自己先要有清醒的认识,免得期待值高了,以后受挫难忍。如果生育的基础条件不太好,可尝试试管婴儿或其他辅助生育措施,要不然,再拖一拖,你的青春尾巴就没了。

据数据统计显示,高龄女性怀孕后,其妊娠期发生妊娠并发症、妊娠不良的机会较年轻者要高,比如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胎儿发育迟缓、早产甚至是畸形儿。即便这样,这些高龄者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用不着过度渲染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现有医学手段是可以帮到大部分人的,不用太紧张,但是高龄者的备孕态度要积极、不要拖延。

周子君(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风险问题。全面二孩放开之前,农村的二孩基本已生完,所以,更多的是城市育龄夫妇生二孩。他们家庭收入和保健意识较高,重视产前检查。另外,还有比如基因筛查等技术辅助,对有缺陷的疾病可通过筛查进行针对性的防控。

姚秀军(北京市卫计委工作人员):单独二孩实施了一年多,到9月30日为止,北京市单独二孩共有53034例。适合生育年龄的妇女,已经在“单独”时期释放了一部分。根据我们的调研和预测,全面放开以后,70后高龄产妇会明显增加。对此,北京市提高了助产技术要求,加强了孕妇保健工作,妇幼处正在进行包括医护人员的培训等工作。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龄产妇确实有风险,但现在可以加强服务,提高医疗质量。从我们调查获得的数据来看,40岁以上、符合政策的人群,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大概不到10%,虽然意愿很强烈,但真正想去生二孩的不如年轻人高。调查中,有位49岁的女性,她的生育愿望强烈,但就是不去落实。

南方周末:按现行规定产假为98天,晚育者外加30天。放开二孩后,关于延长产假的呼声越来越高,是否有实现的必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有这个可能性吗?

杨冬梓:从生理性角度看,所谓的产假,是女性生育后生殖器官复原到原来的样子。在怀孕前,子宫很小,怀孕后,几公斤的胎儿装在这么大一个容器里面。生完后,子宫要恢复到原状、妈妈要恢复正常活动,其过程多数需要42天到56天,还不包括产后的营养和休息。

翟振武:我觉得应该,也是赞成的。呼吁生第二个孩子的产假应该延长。对于产妇而言,确实很辛苦,还需要照顾孩子。

南方周末:生育和教育成本过高,成为不少地方“单独二孩”阶段生育热情不高的原因。如今全国全面放开二孩,国家是否会在此方面提供相应的补助?有无这种可能性?

姚秀军:我们已经加大了对特困计划生育家庭的扶持。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我觉得全面放开二孩的力度还不够,主张还权于民。政府如果是要追求提高人口的均衡发展,就要变控制为鼓励。

2 要不要缴社会抚养费,要看法律规定

南方周末:已经提前怀上二孩的人,按现行政策仍要缴纳社会抚养费,但现在已全面放开。对这一部分人群如何界定,是否还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翟振武:我觉得怀上了不是问题,关键要看孩子出生时,该法规有没有修改并获通过,具体到实施条例,是按孩子生出来了算,还是按怀上来算的,有待观察。

姚秀军: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因为国家还没有出台对此的明确规定,北京市始终强调按照国家政策办事。如果国家对此有了明文规定,北京会及时出台相应条例,告知这个群体应该怎么办。

南方周末:若选择不生二孩,独生子女家庭是否还有奖励?

翟振武:这要看新的法律如何修改。我个人觉得,今后可以停止独生子女奖励。因为当时政策规定只允许生一个,个人为此做了很大牺牲和奉献。现在政策规定可以生两个,若你还生育一个孩子,这不是政策不允许你生,是你的自愿选择。

李建新:不论是这些遗留问题,还是即将面临的新问题,都将成为阻碍生育水平回升的因素,政府应废除这些现行的、阻碍生育水平回升的规定。

南方周末:对于双独家庭孕育二胎,且双方的四个老人均在,两个年轻人供养四个老人、两个孩子,政府对此是否会有相关的扶持或帮助政策?

翟振武:养老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应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政策支持力度,提高个人收入增长幅度,而不是全部要个人承担。

李建新:我觉得政府对此关照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像这种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他们还要照顾四个老人,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帮扶政策。

南方周末:全面二孩放开到政策最终落地前,还需哪几个步骤?大约需要多久?

姚秀军:首先需要修改计划生育法,经全国人大通过。待国家层面法律修订通过后,北京市也会及时修订地方性的计划生育条例,同样报请市人大通过。

翟振武:我相信政策落地的速度会很快,预计2016年年初就会走完所有程序。

南方周末: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这与全面两孩政策是否相互矛盾?是否需要修改法律?

解世丽(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和国家放开二孩,从法理上说,二者并不矛盾、并不冲突。不过,从法律的严谨性来考虑,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确定的是国家计生政策的原则,仍有写入“全面二孩”的必要。

周子君:全面放开二孩,从理论上讲,还是属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区别于常态生育,常态生育是像印度一样,我想生多少个就生多少个。计划生育在中国应该会较长存在下去,这部法律还会适用较长时期,但表述可能有所不同。

3 不能彻底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南方周末: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样做的好处是“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上一次人口政策提出了30年的时限要求,这一次“全面二孩”是过渡性的可能性大还是长久性的?是否也会有一个时间上的预期?

翟振武:当时讲的是30年以后人口形势发生变化了,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现在人口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得出台相应的政策。我相信,全面二孩政策也会在今后一段时间是稳定的,至于时间长短,也要看人口形势变化。

周子君:生育政策是需要根据人口变化来调整的。从发展历程看,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不光发生在中国,美国也有。但这个时期人口问题是:越穷的地方越生得多,这是为什么?因为越穷的地方孩子的死亡率越高,所以要多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死亡率随之下降,生育率也就下来了。等经济再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很多人又选择不生了,因为养育成本等压力随之攀升,进而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尤其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

至于全面放开二孩后的生育影响,需过几年,有具体监测数据才能观察到。其实,现在已有机构在做单独二孩后的数据研究。五年后,如果全面放开二孩仍没有达到政策预期的话,生育政策估计又要调整了,即放开生育了,让想生的人多生一点。如果五年后的数据监测发现问题很严重,政府就要像德国一样鼓励生育,你生一个孩子政府补贴你多少钱。但目前,我们国家可能不会这样做。

南方周末:全面放开二孩后,是否又会出现婴儿潮,导致出现人口暴增的局面?

翟振武:数字在那儿摆着呢。现在每年出生的婴儿是1600多万。放开二孩后,估计高的年份再增长三四百万,低的时候可能一百来万。

周子君:可能性较小。也许三五年内有一个较集中的生育释放期。

姚秀军:生育数较之前肯定会有所增加。北京市2014年分娩量是25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3.5万人,目前的同期水平少于去年。其中的一个原因,按照中国习俗,2015年是羊年,老百姓都不想生羊宝宝,想在明年生一个猴宝宝。而明年是全面放开二孩的第一年,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长。

南方周末:有一种观点认为,全面放开两孩是为了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您认为对吗?其是否可以改变我国劳动力不足、老龄化严重的现状?

翟振武:能减缓,但是改变不了总的趋势。解决劳动力供应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的劳动力有9.3亿,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总和才有7.7亿,我们比人家多1.6亿呢,但我们创造的GDP却只有人家的20%。

全面放开二孩后,对老龄化、劳动力、家庭结构、性别比等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对满足生育意愿群体,也有正向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全面放开二孩,不能全面解决劳动力供应问题,最多只是缓解,为我们GDP转变赢得更多一点的时间。

侯东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单纯以人口抚养系数渲染老龄化问题在近年愈演愈烈,并且已造成国内主流研究与舆论对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形成“集体失忆”。简单地copy国外老龄化问题,一个超级人口大国瞬间转头忘记自己最基本的国情是很可悲的。

4 提前配套基础公共服务

南方周末:目前我国现有的医疗资源、幼儿教育等公共资源能否应对全面放开二孩后所带来的变化?是否会出现价格波动,应如何调整?

翟振武:全国增加了约四分之一的出生量,就局部地区而言压力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大城市。其价格波动一定存在,因此,要做好预案,对未来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具体来说,政府从现在开始,要提前考虑幼儿园、妇幼医院等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问题。

周子君:现在医疗资源紧张,尤其是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更为明显,但这不仅仅是因为放开二胎才会出现的问题。一直以来,大量年轻人口在城市集中,以北京为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读书、结婚、生孩子大部分都在北京,产科床位就会格外紧张。

此时,政府至少可以做一做测算,比如新政以后,短期三五年内,有多少对育龄夫妇是要生孩子的,以做好提前应对工作。

姚秀军:北京市已启动了相关数据测算工作。关于床位,一方面要改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简化流程。另外,也在加强如身体健康、妇幼健康,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另外,设法提高床位的周转率。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生孩子有个误解,把生孩子看成了生病,其实它不是病,是一个正常的、自然分娩过程,无需在医院住很长时间。

南方周末:全面放开二孩后,国产奶粉是否会迎来新的契机?应如何把握和逆袭?

周子君:理论上是一个契机,因为新生儿增加,对奶粉的需求肯定增加。现在中国人到处在买奶粉,国产奶粉企业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其实还是要看老百姓能不能信任这个产品。说白了,奶粉质量是否值得公众信任。从经济角度来讲,大部分中低收入的准备生二孩的家庭选购国产奶粉的可能性大一些,也就带来新的商机。

高慧君(上海市食品药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目前,国产奶粉质量还是可以的。现在,监管层面对奶粉实施了最高级别的监管,能想到的办法都实施了,可谓十二分的投入。

我同意有些专家的看法,现在我们培育小孩有奢侈品化的趋向,对小孩的抚育不计成本。其原因之一,是大家都觉得我这个孩子是输不起的,既然认为输不起,那么对产品品质就有非常的追求。

国产奶粉要重新获得消费者信任,关键点是把好原料供应的关,其次是完善产品追溯体系,强化消费者服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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