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雍正如何管制思想

自从李斯发布“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也”这句名言后,统治者总是无法容忍知识人说三道四,总是萌发思想管制的冲动,最严厉的莫过于清代文字狱。

满洲人打败李自成,重建对中原的统治,是一件并不太坏的事情。满洲人本应因此而自信,但事与愿违,他们在连年征战结束,有形的敌人被消灭殆尽后,却极度不自信,将斗争目标对准内部,对涉嫌攻击的人不分首从,严惩不贷,钳制言论,消灭思想,动辄数百千万,被关、被杀、被流放。这是所谓“康乾盛世”一道绝对具有讽刺意味的奇观。

过去的研究,总喜欢站在被害者立场上谴责满洲人。其实,如果仔细阅读文字狱全部史料,应承认这些被害者真正冤枉的极少,他们确实犯了“恶毒攻击”的律条。

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具有批评的权力,是否拥有说话的自由?

“清初十二圣人”之一的吕留良,目睹满洲人入关与江南士族相持相争的惨烈,在他的思想中发生激烈的反满思想原本是义之所在,是人之常情。如果吕留良在那个时代不反满不抵抗,转而投降,与满人合作,历史评定就是“贰臣”,就是无耻。吕留良的反抗、非议,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就是鼓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吗?翻译成现代话,不就是强调可以不爱朝廷但也要爱国爱惜自己的族群吗?

吕留良的言论从历史主义立场去观察,不过是一个亡国之人的自言自语,听之任之不过如此,并不会对一个庞大帝国构成威胁,帝国也就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案例向民众展示残忍,杀一儆百。

不幸的是,吕留良的胡言乱语启发了湖南一个失意的底层青年曾静。曾静原本用心于科举,说明他对满洲人的统治已经认同。只是他文运不佳,屡试不第。生活的不幸让他在吕留良言论中看到了曙光。

吕留良反满思想启发了曾静,但曾静知道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一个帝国相抗衡,于是他用吕留良“华夷之辨”观点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曾静的理由是:岳钟琪姓岳,一定是岳飞后代;而岳飞因抗金而死,金人就是满人祖先;岳钟琪与满人有世仇,理所当然应起来推翻满清。

作为封疆大吏,岳钟琪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即便是岳飞后人,几百年过去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岳钟琪怎会相信曾静及其门徒胡说八道?

假如岳钟琪将曾静及其门徒抓了,杀了,事情也就结束了,毕竟是谋反,是大逆。不知岳钟琪怎样想的,他竟然将曾静及其门徒押往京师,交给了雍正帝。

曾静在策反计划中刻意搜罗雍正谋反、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任佞、诛忠等十大罪状。

清朝几乎每一个皇帝接班都伴随着纠纷,这可能与满洲人没有弄明白中国文明“长子继承制”原理有关。雍正帝接班情形尤为严重,这些传言如影随形,几年来始终困扰着他。雍正帝见到曾静案卷并没有生气,他觉得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案子消弭传言。

关在大牢里的曾静及其同伙,处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他们很快如实招来,并供出了吕留良,以为吕留良的异端邪说害得他们加入了邪教。

吕留良已去世好多年了,他的反满思想除了曾静有所发挥外,其实都随着吕留良去世而沉没,但雍正帝却不这样想,他下令将吕留良剖棺戮尸挫骨扬灰,下令将吕氏弟子门生亲属,以及那些协助吕留良刻书、印书、卖书的人,一律抓捕,或凌迟,或立决,或流放,或监禁,涉及之广,处置之严,为中国历史所罕见。

奇怪的是,雍正帝对于“曾吕案”首犯曾静却网开一面,利用曾静痛哭流涕痛改前非,让曾静写有大量悔过文字,然后将相关文档,比如审讯记录、雍正帝的谕旨、他人旁证等汇集成册,题名《大义觉迷录》,按照行政系统发给各级官吏认真学习,仔细体会。甚至让曾静及其门徒带着这部书到处宣讲皇上的恩德,似乎以此证明那些谋反、逼母、弑兄的传言都是假的。

统治者对异议言论的管制从来充满着自信,雍正帝当然相信曾静面对公众痛哭流涕就是悔过,就是认罪。他根本没有想到,曾静发誓痛改前非只是一部分人面对死亡的本能,是权,是策略,并非意味着放弃原则,完全输诚。

更重要的是,曾静巡回悔过演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让官吏更加认同满洲人,还是通过巡回宣讲以另类方式传播了吕留良的思想?因此,等到雍正帝去世,未及改元,乾隆帝就快刀斩乱麻将曾静及其门徒处死,以此纠正其父皇雍正大帝的荒唐。

曾吕案”主犯、从犯都被干掉了,那么再从思想史层面看,吕留良思想反而因这场荒诞的文字狱而留存于历史,并在后来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晚清种族主义崛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曾吕案”未尝不是搅动历史的一只“小蝴蝶”。

让民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说话,天肯定会塌下来,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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