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仿佛赶上了中国的所有拆迁

1

一九九六年秋天,父亲站在马路边上,抬头仰望刚刚落成的三层楼新家,对我说:“你爹妈辛苦了一辈子,一切都在这里了。”这句话像一团压抑了很久的蒸汽从父亲的胸膛里喷涌而出,散入四周漂浮的水泥粉尘里。

当时,父亲三十八岁。在这个将要抵达不惑之年的人生临近点,他刚刚从生活对他接连三次的重创中复元:一家人总算结束了拆迁带来的长达三年的压抑;从工地升降机上摔下的儿子刚刚出院;他自己才摆脱一场诡异病症的漫长折磨,消瘦的脸颊上终于有了一点福相。父亲站在那个瞬间上,彻底忘记了屁股后头几万块的债务和母亲的下岗问题。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人生巅峰。

顺着马路向西南看过去,父亲的目光落在实验小学的楼房上,试图穿透它,看一看宽阔的水口路。在那条街上,曾经有他的第一座房子。

一九九二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把儿子搁在邻居家中,在街上与几个过路人吵架,或许还动了手。因为有个人竟然在他即将完工的房子墙根撒了一泡尿。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即使他本是一个从不动怒的老实人。

父亲教书,在教室里像个老师,走进田里像个农民,站在脚手架上便成了工人。但那天晚上,为了维护一面属于自己的墙,他不惜成为一个不讲理的人。

我已不再记得那两间平房的具体模样,只知道它们的门脸面朝大街,装有需要手工拆装的门板,其中一间是爷爷照看的小卖部,另外一间曾是大姨家开的书店。我们住在门脸后面的小院子里,院子里有小卧室、厨房和一间土产公司分配的大瓦房,那间瓦房年纪比我还大,高高的房梁,幽暗的窗户。瓦房的角落里曾有一张沙发床,床边挂着布帘间隔,那是我的卧室。九二年之前,全家人住在瓦房里,家就是一间屋子。平房的落成,就像一个富足安定的城堡诞生。

回忆起那段日子,我总觉得很漫长,似乎整个童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与爷爷坐在柜台后面数过路的行人,在门口的路灯下捉蛐蛐,姨妈的书店从开始卖漫画到专业卖教学参考书,最后关张大吉。每逢过年我把麦芽炮塞进墙缝里爆破,我甚至记得那几块门板的赭红色的油漆从鲜艳到剥落的过程——这似乎应该是一段漫长的时日。这么多年来我几乎从未质疑过这种感觉,我的童年就是在水口路和门面房里度过的。后来我在电话里向父亲问起关于那座房子的往事,才知道我记忆中的“每逢过年”只不过发生过两次,爷爷的小卖部也不过就只有两年。

2

一九九四年春天,父亲爬上屋顶,亲手拆掉了自己盖的这座房子。

拆迁的事情是悄然发生的。一天晚上,家门口忽然聚集了很多邻居,母亲被叫出去,所有人挤进隔壁费姥姥家里。我挤在大人中间,丝毫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大事件就潜藏在那突然的静默和紧促压抑的语调中,申诉,叹息,总结,怀疑,咒骂。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不记得父亲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但大概应该是一句混合着叹息的咒骂之后,便是长长的沉默,或许还有一通怎么也抽不完的烟。八岁的我,只能看见母亲和其他家的女人们走向县委大院,却无法感受到父亲那用力隐藏的情感。

整个拆迁事件中,除了摊在桌上的一份红头文件和“要想富,先修路”的号召,我从未见到穿着制服的人出现,更没有见到推土机的影子。长街两侧的百十个家庭的消失,像是电影里淡出的一帧画面。

但是,一条街上还是分成了两派,愿意拆的和不愿拆的。父母顺从,希望快速解决拿到补偿,同意拆房和搬到临时安置点。父亲从老家找来大伯和堂哥,带着老家的亲戚动手拆房。这群人大多都是当时一起帮父亲盖房的人。不愿拆的人家很少,其中有张姥姥家和郭姥姥家,任凭四周敲敲打打,两家人照常生火做饭。

拆房子比盖房子快得多。父亲站在屋顶,用榔头一块一块敲下房檐上的砖,丢给站在地上的堂哥,门窗的螺丝被起掉,连框一起卸下来,水泥板被升降机吊下来,工人们用钢管架着摞在地上,一切如同两年前场景的镜头倒放。

拆掉最后一面墙的时候,父亲站在一旁看着。堂哥和工人用碗口粗的麻绳将墙围绕,犹如捆绑一个死刑犯。他们将麻绳扛在肩头,背向墙拉紧,墙的背后有人用四五根木棍顶着。堂哥喊起号子,所有人的脚步跟着号子蹬起节奏。墙体前后摇晃,像个失败的巨人一样栽倒下来,轰然塌进地面,滚滚烟尘吞没所有人。

父亲是否想到两年前那个豁出脸面与人争吵的夜晚?

一堆堆废墟在水口路两侧紧挨着堆起来,张姥姥和郭姥姥家的房子在其中孑然而立,没有自来水了,就在门口打井,没有电了,就自己往电线杆上搭线。日子依然过着,除了没法再在饭后串门,似乎什么都没改变。那些原本在胡同深处的人家,突然临了马路,人站在门口张望,显得有点不适应。

和所有拆掉房子的人一样,父亲也没有料到,水口路的废墟竟然真的就成了废墟,红头文件上描绘的致富大道并没有从他房子的旧址上铺过去。几个月过去,偌大的一片废墟,节节草从地缝里钻出来,喇叭花在断壁残垣上绽开。赔偿还杳无音信。

3

我们被安置在土产公司市场仓房,每户按成年人人头分配,一个人头一间仓房。所谓仓房,就是一间四四方方的门面房,三十多平。对开的大门,一个生铁门栓,锁门要挂上大锁。市场本是做菜市场用的,顶上是塑料瓦大顶棚,从南到北两侧撑着几十根空心钢柱。市场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两侧是一个挨一个的水泥台子,原是卖菜用的。家家户户挨着敞在这么一座长棚里,没厨房没厕所,日子基本没法过。父亲把水口路房子拆下的砖瓦、水泥板和门窗一车车拉过来,动手建造人生的第二座房子。

这次,父亲没有请帮手,没有找工人,和泥,砌砖,搭棚,全一个人来——或许我曾很懂事地帮父亲递上砖头和瓦刀?他在属于我们的房间两侧砌起两道黄泥砖墙,一直和房子前面的水泥台接上,围成了院子。依着水泥台建起一座小屋,将水泥台砌进屋里,做厨房的灶台。院门门板也是之前房子里拆下的,一个临时的家有了模样。

这么一“临时”,便是将近三年的岁月。住在大棚底下没多久,父亲生了怪病,之前几十年他几乎从无大病。他坐在屋子里吃饭,看着外面的院墙和门,看着人们排队打水,却怎么也咽不下口中的食物,喝口粥也会噎在胸口。

日益消瘦的父亲在那两年隐匿在生活舞台之后,逐渐陷入一条沉默的河流。我回想起那段,便总有父亲站在门口干呕的形象,他打嗝,喝水,艰难地下咽,沉重地呼吸,眼望着虚空,不说话。

下岗的母亲来到幕前,成为房子故事的主角。她和大棚底下的姥姥、奶奶和阿姨们一起去写信,一起讨要说法与赔偿。母亲不识字,但懂道理,她的“理”很简单,你们让拆,我们就拆,但赔偿没拿到,生活怎么继续?之后,母亲说起那两年,连自己也搞不清楚最后究竟为什么拿到了补偿,但却很肯定一点:就是得跑,不断地跑。不跑断腿就要不到说法。这是大棚底下的生存之道。

在这场拉锯战里,父亲和大棚底下其他的男人一样,几乎从未在前线出现。他每天很早起床,一天往返家和学校两趟,做三顿饭。闲余时间修补漏雨的屋顶,在院子角落种上木耳菜,重新筑起被雨水冲塌的院墙。那两年多的生活里,我默默在暗中模仿父亲,喜欢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玩。

我始终记得有次被父亲痛打的经历。那天,有人家办喜事,邀请父母出席,我却赖着不愿去。父亲耐心哄我,我依然执拗。他看着我,突然口中爆出半句脏话,抬起脚把我踢倒在地,又打了两巴掌。我倒在地上,莫大的冤屈哽在胸口,哭也哭不出声。时隔二十年,我依然能在脑中重绘那次事件的细节,父亲对着门口,我歪坐在厨房和大门之间的墙角,从那个角度仰望,可以看到一个愤怒到颤抖的父亲,他搧过我的右手依然紧张地握着,口中咀嚼着半句未说完的脏话。如今,我尝试将自 己代入这样一个父亲的位置,感受他的颤抖——无知的儿子坐在一个奇形怪状的厨房门口,厨房里有个大水缸,缸里漂着绿色的塑料水瓢,水瓢上结着水垢。外面有人催促着一场无聊的酒席,我心里计算着该从一个月三百块的收入里抽出多大面额的纸币做礼金。不能咽下任何食物,却要在丰盛的酒席里与人们笑脸相迎。

大棚底下的院子处处生出了时间的痕迹,再也没人说它是个临时之地。母亲在大棚底下摆起小摊卖冰棍,费姥姥的儿子在大棚底下办了婚礼,伍奶奶家的儿子在大棚底下考上了大学,刘姥姥家老头子在大棚底下办了丧事。跑赔偿的事变成了业余事务,没人再能负担得起为它牺牲的生活。

4

一九九六年春末,县里的文件又来了。按照文件的意思,又一波城市建设将到来,父母在80年代末低价买到的一片宅基地将可能被政府没收,唯一挽救的方法是立马动工在宅基地上建房子,房子必须按照县里统一规划,建三层楼的门面房。这个无厘头的文件像在父亲人生谷底挖出的一个迷宫,如果你走进迷宫,或许能撞上逃离谷底的通道,如果你放弃,将永远被抛弃在谷底。

我曾浪漫地想象,决定借钱盖楼是父亲一次勇敢的孤注一掷。母亲却说,那只是无奈的决定。东关的宅基地是全家人仅余的财产,一旦失掉,便可能一辈子住大棚底下。父亲建造第三座房子的花费,大约是十二万。以他当时的收入来算,要挣三十多年才够。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算过这么一笔账,但就这么做了决定,这座三层楼的门面房一定要盖,而且一定要和路边其他的楼房一样风光。

这一次,父亲从老家请来做包工头的姑父,还有那些一起盖过房拆过房的亲戚。他每天上班,维持日常生计,母亲在家给工人做饭。

生活有从谷底升起的迹象。在省城做医生的叔叔带着他做了一种手术,不能吃饭的毛病竟好了。水口路上的建设终于开工,迟到的拆迁赔偿金,为新房解决了一些借款。看着宅基地从一个大坑慢慢变成钢筋水泥的地基,父亲似乎又摸到了自己人生的脉搏。之后的十几年来,每次父亲和人聊起,总是称它为“我那房子”,那种骄傲,在大棚底下的日子里从来没有过。

我却给父亲带去了厄运。新房建到二楼,升降机绳索断裂,我和一车水泥从半空跌下来,父亲被大夫告知孩子没救了,他瞬间崩溃,瘫坐在马路边。所幸的是,我终于没有丧命,昏迷两个日夜后睁开了眼。那天,我睁眼看到父亲,便张口喊饿。父亲小声问我:小儿(河南方言,儿化音,是对小男孩的通用昵称),想吃点啥?他的声音沙哑撕裂,像划伤了声带。我无法想象他如何渡过那两天两夜。他肯定焦急,骂脏话,很重很重地叹气,肯定痛骂我为什么非要爬上升降机,肯定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盖这房子。

我住院的那三个月,新房的建造到了最窘迫的阶段。父亲每天计算第二天的材料开支和我的药费,实在不够就临时找人凑。那种窘迫一秒赶着一秒迫近,不给父亲一点时间谋划和准备。他无处可逃。与较开朗的母亲相比,父亲虽勤恳能干,但不善交际,面对这种不得不低头不得不交际的时刻,要需要极大的勇气,为这所房子付出的不仅是心力,还有尊严。

父亲总算扛了过来,新房落成,我不但有了新家,还拥有一间真正属于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新房二楼的最西边,大约十五平,朝南开着一扇窗户,可以看到我家院子西边的水坑。母亲在一间门面里重新开起小卖部,另外的门面全租给了别人做生意,家里有了额外的收入。这一次,父亲拥有了整整十四间房子,虽然已无钱再粉刷装修,却让他觉得找回了所有的尊严。

如今,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何不惜借债也要把楼房盖起来。这座毛坯房结束了大棚底下苦苦追求却毫无结果的日子,即使债务压身,但总会有个还完的时候。父亲并不能让家人过得富裕,却有了一个可以看得到尽头的目标。这种有因有果的生活,才是他勤恳老实的用武之地。

5

父亲的这座新房子位于县城正东面,地属城关镇东关地区。房子临着一条省道,灵永公路,对面是康复医院、榨油厂和饼干厂,西边是县一中和实验小学,往东有外贸局和人民医院。房子建好时,旁边的楼房也多起来,按照城建局的规定,所有房子都长得差不多。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地方,早晚会发展起来。

不早不晚,这块地方果然就发展起来了。之后的八年,整个县城的中心移到东北方向,我们家的所在地变成了县城中心,两条全城最宽的马路从房子的北侧和西侧交叉而过。伴随着两条马路的拓宽和开通,这八年县城经历着最大规模的拆迁运动。

父亲的房子又两次被卷入了这场运动。

一九九八年,我们在新家还没住满两年,县里来了人,说要扩建省道,修全省最宽的县城大道,房子被划进了绿化带。房子可以不拆,但必须缴纳八万块,否则政府将没收房子公开拍卖。也就是说,父亲必须在规定的期限掏钱买下自己的房子。这个通知几乎瞬间击碎了父亲四年多来支撑自己的信念。傍晚时分,他在不开灯的房间里坐着,陷入很深的沉默,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脏话。

那段日子,我每天放学迟迟不愿回家。青春期的敏感过分加强了我的想象,我感到有种滞浊阴湿的东西在房子的每个角落里快速生长,伸出触角,呼出气息,一阵阵悸动从头顶往下钻,让人想哭想嚎。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患上了一个至今无法克服的强迫症,半夜总忍不住竖起耳朵寻找黑暗里的细微声响——椅子腿划过地面,拖鞋踢到门槛,隐约的叹息和对话,母亲挂掉电话,父亲又点上一支烟。

我无法摆脱那种始终心中有事的不安。我反复地猜测和臆造故事,一定有什么将要发生。有时忍不住,我便低头闯进客厅或父母的卧室,倒杯水或抽一段纸巾。父亲会问我为何还不睡觉,声音带着撕裂和沙哑。

叔叔和其他亲戚凑上了钱,房子保住了。

多年后我查看县志,关于那场没有拆迁的拆迁,只有一句记载:1998年6月23日,县委发布修建睢州大道的通知,开启城市化建设的新一步。我无从查阅的是,怎样的人发出了荒诞的指令,决定了父亲和这个家庭的命运。父亲终究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咬咬牙,再咬咬牙,只有用认命维护自己的房子。

6

二零零四年,我已在外地读书。有天和老家的同学电话聊天,同学突然说,你家被拆了,我昨天路过,发现看不到了。我赶紧挂掉电话打给母亲,母亲告诉我,房子是被拆了,但让我不用操心,只是拆掉了一半。母亲说,就剮掉一个角儿。

两个月后我放暑假回家,下车便看见那半座房子,那个被剮掉的角儿是西侧的两间房子,从上往下拆得一片狼藉,像块没掰整齐的饼干。我的房间被全部切掉,白色的内墙暴露在外面,墙上还贴着一张电影海报,李小龙呼啸着从墙里踢出来。房间门像补丁一样固定在墙上。一楼的内墙已被尘土染成灰黄色,墙上写着四个毛体大字:实事求是。那是在县城流浪的墙体诗人王耀军(这个河南杞县人自称是主席的弟子)留下的作品。

被拆掉的房子和“我”(冯永斌/供图)

被拆掉的半边房子对面,已很难看出原本那条胡同的所在,一座座废墟连接成一条大路的雏形。南关防洪大堤被拦腰斩断,穿过缺口就走进了以前从未踏足过的地方,这些地方几十年来都是别人家的客厅、卧室和厨房,如今全然暴露。我好像一个闯入者,无礼地侵犯着目光所及的一切。一个童年好友的家完全不见了,但我能确定我脚下就是当年他的房间,房间里曾丢了一地的故事书。后来他说,从南京回到县城那天,他站在废墟里给母亲打电话:“妈,我们家哪儿去了?”他说这句话时差点笑出来,之后却倍感凄凉。

这次的运动叫中心大街建设,我又去查了资料,直接记录这件事的新闻里说:中心大街位于睢县老城区中东部,南起南环路,北至北环路,全长5300米,红线宽度98米,一期修建工程随着2004年的新年钟声“拉开了大幕”。

“大幕”拉开后,大伯和堂哥又带着家伙来到我家,一起动手拆了半边房子。父亲按平方拿到了拆迁赔偿。

那年的父亲满头银发,额头和脸颊的皱纹已成沟壑。留下的两间门面房还有人租着,墙壁上沉积了长年累月的污渍和刮痕。这些墙壁从未真正粉刷过,只是表面涂了一层粗糙的腻子,横竖交织的印迹里还能看到残留着的墙刷刷毛。记得房子建成那年,父亲总说,等家里各种事情收拾利落了,好好装修一番。现在,我们只剩下半座房子。

过后几年,中心大街两侧建起了商品房,超市和商店纷纷开起来。附近有了县城最时髦的KTV和酒楼,建设热潮带动下,母亲的小生意也日渐红火。最近几次回家,可以看到中心大街从早到晚的热闹非凡,县城中心已彻底转移到了这里。父亲的房子经历了十几年的轮回,又回到了1990年代水口路上时的境况,推开门便是一片生气勃勃。

今年腊月回家过年,发现中心大街上边上又堆起了一座巨大的废墟,那是刚刚拆掉的一中宿舍区。十年前,一中早已被人称作老一中,大部分师生迁到了新校区,只留下高三和复读班,指望借着风水多出几个名牌大学。年年传言要被地产商买掉,如今终于成真。母亲说,睢中也拆了,四周一圈都起了高楼,咱家也早晚被人看上。说这话的时候,母亲的语气并无担忧,好像房子在待价而沽。

距离父亲第一次动手拆掉自己房子,已经过去二十年。有时候,我甚至劝父亲,不如将房子卖掉,反正也住不完。母亲总是骂我傻,说房子还能升值,哪能随便卖?我辩解说,他们再来拆迁要钱怎么办?父母却不以为然。即使经历了三次拆迁,他们依然不会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人。或许我只是杞人忧天,但我能真切察觉到,对恶意的猜测和恐慌,已经在我的人生逐渐扎根。

来源:http://renjian.163.com/15/1027/16/B6UPCMOJ000153N3_2.html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博海拾贝 » 我家仿佛赶上了中国的所有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