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童工”的背后:凉山的社会变革与当代贫穷问题

作为一个从小在汉区读书的彝族人,我从小受到汉族同学和老师的偏见与爱护已经太多,因此向来不喜欢专说凉山彝区的问题——只会引起不必要的争吵和更多的误解,毕竟清醒的人是少数。我写这类文字最可能的结果就是遭到彝汉网友的两面夹击。不过这次凉山童工的新闻,关注的朋友挺多的,单是微博就有无数友邻@到我。那我就写点吧。诸位看官要骂,就看完再骂,不然建议关闭这个网页,省得上火。要觉得我说得有点意思,也欢迎转发(索性推上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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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凉山地区的童工、毒品等问题是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内卷化(involution)所造成社会问题的一种体现。凉山因其“内地边疆”的状态,使得很多现象有放大效应,对内地的影响也相对较明显。

边缘化与随之形成的社会屏障使得凉山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形成了社会问题的温床。内卷化的现状,使得凉山腹地无法自行发展升级,同时单纯的物资支援也效果甚微,反而造成了“逆向选择”。

此外,三线建设等历史工业布局造成的“嵌入式经济”对凉山等民族地区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明显。

政府应当把加强职业教育和双语教育作为扶贫和促进民族团结的手段,同时重新审视并改善民族地区工业布局的“嵌入”性质,使其成为当地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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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凉山在哪儿?童工从哪儿来?

凉山在哪儿?好像这个问题很简单: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下辖17县市。没错,不过这是现代的政区概念。凉山这个词至少还有地理、文化和历史政区三个含义。搞清楚这些,对我后面要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

地理上,金沙江大拐弯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区可以统称为大小凉山。文化上,凉山在彝族文化里指彝语北部方言区,这也包括云南宁蒗等地。历史政区上来说,1952年成立的西康省下辖凉山彝族自治区,含11县,后改称凉山彝族自治州。1978年,凉山州与西昌专区合并,原凉山州下辖马边县、峨边县划归乐山地区。这样一来,原来老州下有9个县留在了新自治州:昭觉、布拖、金阳、普格、喜德、普雄(后并入越西县)、美姑、雷波、越西(原称越嶲)。这就是凉山的“老九县”。这块地区就是中国汉语方言地图上,西南官话区范围当中那块孤岛般的空白区域。

“老九县”均在海拔2000~3500米的地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 汉族人口比例低(多个县汉族人口低于5%)
 近古以来没有或较少受到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
 交通极为不便
 土地肥力及产能极低
 工业、商业极不发达
而这五个特征又以昭觉、布拖、普格、美姑等县为最。

凉山童工就是来自上述地区,这些地区也凉山毒品最为泛滥的地区,同时也是受教育程度、GDP、人均寿命、新生儿死亡率等等指标最差的地区,自然也是工业化程度及货币化程度最差的地区。

2. 凉山都很穷吗?有多穷?

凉山州下辖17县市,几乎是两重天地。安宁河谷地区,特别是西昌市、冕宁县、德昌县、会理县等,工业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各民族的教育水平基本与内地中等县相当,西昌市的发展水平甚至高于内地不少中等水平县或县级市。

而老九县地区,特别是昭觉、布拖、普格、美姑等县,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内地的水平,甚至在西部地区都是极为落后的。民众的主要收入是农牧业生产成果,不仅产量低,受自然条件制约明显,而且货币化程度更低。有些乡村刚好达到温饱甚至温饱都是问题,没有鞋穿、没有裤子穿的小孩不算罕见。服装严重不足,长年没有新衣。很多成年男子的主要御寒服装就是一件长年穿着的羊毛织披毡(彝语称Vála,当地汉族称为擦耳瓦)。民众主要食物是土豆或荞麦,部分地区也出产玉米,很多地区蔬菜和动物蛋白的摄入严重不足。卫生及医疗条件极差,产妇及新生儿死亡率远远高于内地和西昌等地。人畜混居、半混居(同楼不同房)的情况十分普遍。县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极低,主要靠转移支付发放公务员薪金。

3. “老九县”那么穷,是如人所说,因为“彝族人很懒”吗?

很多到过老九县的内地朋友,都有一个印象,“彝族男人太懒了”:白天晒太阳、晚上酗酒,最喜欢赶集日到集上喝酒、赌博,不劳动、不学习。

这些说法虽说只是当地社会生活的一面,并非全景,也有误解,但也是有事实依据的。不过,这些现象只是当地彝族社会,生产凋零、秩序崩坏的表象,不是贫穷的根源。换句话说,即使这些民众“勤劳”起来,生活水平也不会有明显改善。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角度来说:现实和历史。

现实来讲,解放后,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当地农牧业生产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土地出产能力极低,不论如何劳作,产量已经很难大幅提高。传统上,正因为土地肥力低,凉山地区长期采用“轮耕制”:一块土地耕作数年后肥力已尽,便抛荒另开新田,数年后,等土地肥力恢复后,再复耕这块土地。另外,秋冬季气温很低,冬季休耕时间很长。现在不能轮耕,即使使用了化肥、地膜等产品和技术,产量也不再有大幅提升。相反,因为生产技术提升,而生产规模和产量无法提高,很多传统副业,如采伐、狩猎等,又不能大规模开展,民众的空闲时间反而迅速增加。这个不仅是男人,女性也相应地有了更多空闲时间,只是女性不太抛头露面罢了,更有子女的牵绊,一般外人是看不到了。不然,恐怕就不光是“彝族男人懒”的评价了。

从历史上来讲,彝族大规模进入凉山是在南诏后期和大理时期,元朝时已在凉山地区形成规模,元朝政府因此设立了罗罗斯宣慰司。元明以降,凉山彝族社会分化为土司、贵族、平民、奴隶几个阶层,并形成了相应的种姓制度。直至民主改革(相当于内地的土改)时,土司大概占总人口的1%,贵族大约7%,两者合为统治阶层;奴隶大约5%~10%,完全无人身自由;其余均是平民,属于半自由,需依附于统治阶层。社会生产重大事项由统治阶层规划,各户分别完成(不少贵族虽有高种姓,但实为自耕农)。在统治阶层的规划中,平民中有社会分工,特别是生产及手工业方面的分工。

民主改革之后,一刀切的模式使得所有被解放平民和奴隶必须成为自耕农,各项社会分工全面消弭,但由于生产水平并没有重大改变,所以虽然有极左的工作人员挑唆原贵族和平民之间矛盾的问题,但社会秩序和与内地联系两方面,没有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内地及安宁河谷地区生产力水平骤然提升,社会发展大幅前进。而老九县地区发展依然迟缓,形成了重大差距。特别是90年代前后,基本已经和内地及全国的发展脱节。剩余劳动力增加,面向这些地区的招工减少甚至绝迹,相应地便是各类社会问题丛生,毒品问题正是这个时期最为猖獗。没有工作、没有新型收入来源的剩余劳动力必然是社会问题滋生的温床。

4. 既然有那么多剩余劳动力,他们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四川就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嘛。

老九县地区历史上与中央王朝接触少,汉族人口比例低,因此劳动力的汉语、汉文化水平很低,有些几乎为零。在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足的情况下,雇主明显不会主动雇佣老九县来的不会讲汉语、没有技能的劳动力。相当长的时期内,老九县出去闯荡的年轻人都是失败而归,一定程度上是加深了民族误解和民族隔阂。而凉山其他县市和其他彝区在外打工的人群并不在少数。

同时,因为基础教育程度等原因,这些劳动力在外培训和提升的障碍也是非常大,劳动力人口靠自身能力提高素质的大门也基本关上了。

在这里,语言、文化壁垒就成为了现实的经济屏障,经济屏障最后就是民族隔阂。如果说凉山毒品泛滥是剩余劳动力造成当地社会混乱的表症,那么凉山小偷在外偷盗猖獗,便是经济屏障和民族隔阂倒逼出的社会混乱的输出。我可以举个例子。攀钢不少工厂在彝区,但是攀钢基本不招收彝族工人。周边的彝族青年对攀钢存货进行偷盗,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是带有民族情绪:你占我的地,开地下的矿,还有大量汉族移民,我一点收益都没有。相反的攀钢的职工会觉得,彝族人素质低下,以偷盗为生,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可以想见,这样的民族隔阂对立,只能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凉山童工的出现,正好说明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新生代彝族劳动力的变化。深圳等地的工厂雇佣凉山童工的背景正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雇主不得不想方设法雇佣便宜的劳动力,这样才有了对边远地区教育程度低的劳动力的需求。同时,新一代的彝族青少年接受汉语教育较多,汉语水平大幅提升,也多少达到一些用工要求。如此才形成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关系,才有凉山童工的舞台。

大家有没有想过,既然童工可以来上工,他们的兄长和父母呢,为什么不能来?谁愿意让未成年的儿女去天涯边的异乡?可原因就是他们那些不会汉语、不懂汉族文化、没有现代生活经验的父兄,哪个雇主又会雇佣他们呢?如果说真的是彝族人懒,那这些远走他乡的孩子们又算什么?他们也是懒吗?他们父兄又懒到要剜却心头肉吗?

5. 那老九县的彝族人不能到西昌这些近一点的地方打工吗?那里也有彝族人吧。

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西昌以及其他邻近地区工业布局的主体是在当年三线建设的基础上,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追加投资形成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国家布局的产业。这些产业一直延续了三线建设的一些弊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们是“嵌入式经济”,和当地的联系非常有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攀钢这一类的大型企业,早期的员工基本都是内地的移民(所以攀枝花市区的方言都是以西南官话为基础的杂音),后来要解决这些移民子女的就业问题,需要技术升级,这都使得当地少数民族劳动力不能进入。事实上,移民子女也并不能都安排就业,这些子女当中出现了一批社会青年,对当地社会也造成了重大问题(90年代攀枝花的治安就相当差)。

当然也有一些彝族老板,之所以我称为“老板”而不是企业家,是因为这些人的发迹,不是靠的企业运营,主要是靠开采资源(如矿产、果木、林产等),其结果是这些企业的用工条件非常差,像开矿还意味着对身体的伤害。同时,所占经济总量比例小,社会影响力有限。

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的迹象。现在西昌的不少个体餐馆虽然老板是汉族人,但是服务员不少是邻近地区的彝族青年(女孩居多)。主要原因还是雇佣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青年工资低。但即便如此,彝族青年还是想尽办法争取这些工作机会。不过,这些用工容量远远无法消化我前面提到的剩余劳动力。

6. 可是我们身边也有彝族同学同事,好像不是你说那样啊,不懂汉语汉文化什么的?

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些凉山童工一类的问题,主要出现在老九县地区。中国境内彝族人口拢共有700到800万。北部方言区有大约200~250万,其中老九县地区大约占其中三分之一。而且即便是老九县这几十万人口中,能到内地读书工作的,都是汉语学得比较好,有一定现代社会生活经验的青年。所以我们一般能遇到的彝族青年都是各地彝族中的这类人。相反的,90年代在成都,最可能遇到的是彝族小偷,现在在沿海工业区,还很可能遇到彝族童工。

可是时代在变。如果说成都居民对当年彝族小偷依然记忆犹新的话,现在成都年轻人除了在西南民大,最常遇到彝族人的场合恐怕就是小区门口的讲着彝腔汉语的保安了。彝族男生体格好、性格憨直,在很多小区做保安做得十分称职。

7. 那听你这样说,出现童工、毒品问题的地区和人口在彝区,甚至在凉山中似乎都只占很少的比例,怎么好像好多问题都扣上了凉山的大帽子?

首先,毒品、童工这些问题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大社会问题,可以说是反文明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对现代社会本身的冲击和对现代人思想的冲击非常大。因为出在凉山,所以人们很自然就把这一表述固化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凉山几乎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内地边疆”。内地边疆自古以来都是让中国社会敏感的问题,因为它是主流社会包围下的“落后”和未知的区域,它的任何异动,都会波及到某个方向的主流社会。近古最有名的针对内地边疆的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而“真”边疆是在主流社会的外围,是“外籓”,它有自己的“后方”。对于它,只要控制好攻守与羁縻即可。在近古历史中,凉山地区算是“真”边疆,不是“内地边疆”,清朝“夷务档案”等材料可以看出,凉山土司大体上在政治上和大小金川土司一样,是被看作边疆土司的。直至民国时期,我祖父1948年到南京参加行宪国民大会时,依然是名列“边疆民族代表”。可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全然不同。老九县北是成都、乐山,东是泸州、昭通,南是昆明、玉溪,西是西昌、攀枝花。更有成昆铁路和雅攀高速公路贯通成都、西昌、昆明。这些地方哪个不是已经融入全国的发展轨道?以老九县为代表的凉山腹心彝区成为一个没有搭上发展快车的孤岛。

在主流汉文化包围下的彝区自身边缘化、内卷化,而外部的误解和猜疑不断增加,但是内地发达的经济和物质又不断流入,这难道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的病灶么?这个孤岛没有“后方”可以退,任何变故都会波及到周边主流社会。因此,把凉山、彝族、毒品、童工等等符号固化下来,也不完全是普通民众的歧视,更是“内地边疆”社会问题的余波。

8. 可是这些问题政府不管吗?

总的来说,政府做得不够。(我说的是实话,不怕跨县、跨省、跨国)

可以给大家说个例子。前几年,凉山州某州委书记在其任上搞了一个“板凳工程”。主体思想就是彝族人民席地而坐“不文明”,给彝族农村,特别是老九县地区发放板凳。而且驻西昌市的州级单位很多都捐款资助了。很多汉族朋友也特别热心,希望贫困山区能改善生活条件。我当时就觉得很困惑,席地坐和垂腿坐,哪个又更先进文明,哪个又更落后呢?那位州委书记是没看过有关汉朝的电视剧还是没去日韩旅游过?要真没有,我可以资助你嘛!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生活细节的东西不能真正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点道理很难吗?我感到更难过的是,这些措施肯定是没有后效的,这岂不枉费了那些热心汉族群众的一腔热情,他们看到彝族朋友的生活没有改善,是不是又加深了对彝族的误解?

这只是一个侧面。更大的方面,正是一些网友提到的“输血”和“造血”的问题。他们指出,国家和政府对老九县等彝族投入了那么多援助,为什么没有起色,为什么越“扶”越“贫”?虽然一些网友的武断结论是“彝族人懒”,但是“输血”不但不能帮助“造血”,反而形成了地方民众的依赖心理,这是事实。

其实,国家不断投入,但是地方上不能改变生产方式,不能工业化,不能现代化,必然就造成“逆向选择”。就拿支援农作物种子来说,你给不给我种子,我收成就那样,那我知道你会给我种子的,我就不留粮种,等你发呗。支援服装也是啊,当地货币化程度如此低,你不给我衣服,我反正买不起,你给我,我就穿着呗,还能怎样!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土地产出有限、社会经济凋零的原因,原本就和懒不懒没有关系。如果读者还是不明白,建议去读《白人的负担》这本书。

虽然国家对凉山彝区一直很关心,但是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解决彝族人口现代化、工业化的问题,再多的补贴和输血都是白搭。

不过,一些各级各地政府联动的举措,也带来一些改观。例如毒品问题,虽然现在凉山地区毒品问题与其他地区相比仍然严重,但是因为大规模的制贩毒路径在全国和地区范围内已经很大程度上消灭。所以凉山地区的毒品问题也有了巨大改观。

9. 那照你这样说,彝族人,特别是青年应该加强学习嘛,自己也要努力融入现代社会,对不对?还有少数民族加分这些政策不是吗?

是要加强学习的啊!我们绝大多数青年都知道啊。可是这并不容易!!!!!

你们听说过“感动中国”讲述的彝族教师李桂林的故事吗?凉山还有无数个这样的彝区教师。你们知道这些教师最想教给孩子们的是什么吗?科学?审美?高尚情操?都不是,这些教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孩子们汉语!!!

我见过彝区小学一年级的课堂。老师先走到每个孩子的面前,把汉语语文书翻到拼音字母b这一页,让孩子伸出食指,把孩子的食指摁在b这个字母上,并且嘱咐再三:不要动。每个孩子都摁好了,老师走到讲台上,先用彝语讲一遍这是怎么个意思,然后用汉语带着孩子们再读一遍。小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似懂非懂地跟着老师学。老师有时候也觉得这样的教学不好,可是省上下来的教学大纲在那儿,市里的统考在那儿。你是老师你怎么办?我们彝区的小学课堂简直就是汉语培训班哪,朋友们!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北京名牌大学毕业的。他告诉我他学汉语的经历,说都已经到西昌上寄宿初中了,他还只是听得懂汉语,自己开不了口。那时,我突然觉得,像我从小就会讲汉语,是多么幸福呢。可是要让我们几百万同胞都改讲汉语,不仅民族情感做不到,就连实务操作也实现不了啊。

那民族语教育呢?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各地民族语教育是什么情况,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像凉山这种内地边疆,不断边缘化、内卷化,最重要的出路就是到汉区去,汉语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我顺便吐个槽,彝文搞了几十年,就没出什么像样的成果,枉费古往今来那么多羊皮卷轴。

至于少数民族加分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多说了。就我上面说的情况,大家也明白了,不说加个5分10分50分,就你加200分他也考不上啊。如果他汉语都还不太熟稔,你用汉语给是他讲“安培力的方向”还是“车书本一家”?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就是,少数民族加分对那些“假”少数民族学生最有用。

10. 那这些什么边缘化、内卷化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凉山才有呢?我们怎么没听到其他地方有这样的事情。

答案非常明白:不是只有凉山才有。

首先,建议去看看了解一下美国(无数带路党的圣地)印第安保留地的问题和印第安人的酗酒问题。有一些相似性。因此,我想毫无教养地对国内某些建议给少数民族圈定类似保留地区域的所谓民族学者说,你们不是蛇蝎心肠就是猪脑子。

一些民族人口分散或者人口稀少,长期和汉族主流社会往来,相应地与主流社会的融合度高。但民族聚居地区普遍有边缘化、内卷化的趋势,只是各地有所不同。而这一现象又和汉族移民的涌入相叠加,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前一阵云南某自治州汉族移民与当地少数民族大规模斗殴的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另外,在很多极偏远的地区,边缘化和内卷化的程度虽然已经很严重,但是由于远离内地,因此内地民众知之甚少。所以,其实还是凉山内地边疆的状态,使得关注度更高。

11.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这个问题太大,我也回答不了。我就说我最关心的几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双语教育。内卷化的地区要靠自身发展升级,几乎没有可能,国家必须要介入。这既是为了民族地区本身的发展,也是为了内地的稳定。职业教育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培养现代工业社会(我都不说什么信息化社会了)需要的劳动力。这是这些少数民族青年跨入现代社会和融入主流经济的最直接通道。而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培养主流经济体系需要的劳动力,双语教育又是最重要的工具。过去在西南民族地区,杂居区的各族群众会讲好几门语言的人比比皆是,现代反而变成了汉语单语人或者本民族语与汉语的双语人。这一现象值得思考。

其次,扶贫工作(包括民间自发活动)应以融入现代社会为根本目标。“板凳工程”一类的事情越少越好。经过30年的发展,各地彝族地区已经实现温饱,极少数地区即使差一些也即将实现温饱。民众需要的是工作机会、学习机会。像那些凉山童工,与其直接赶他们回家,不如组织他们进行职业培训和产业实习。这样才是真的为了他们好。否则就成了“为了实践文明社会的法制剥夺了弱势群体的生存诉求”。

第三,重新思考民族地区工业体系的“嵌入性质”,发挥国家职能,使民族地区工业布局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动力和民族团结的切入点。如果民族地区的工业布局依然是只雇佣汉族工人,少数民族员工的比例远低于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那么可以想见,这岌岌可危的火山迟早会以各种形式爆发。民族问题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国家有雄厚的财力和强大的行政能力,为什么不在民族问题上多利用工业经济的工具呢?

来源:http://www.douban.com/note/3262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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