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命运不再由“你”决定

一篇《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旧文被翻出,让21年前的一桩拐卖案件及受害者郜艳敏回到万众视野。网友的焦点在于:把耻辱变成正能量歌颂,主流媒体宣扬的是什么价值观?都知道她是被拐卖来的,大小官员及媒体对此犯罪集体失声、集体洗白,这是什么心态?

网友的愤怒,指向喉舌媒体的愚民价值观,这是对的。但在铺天盖地的评论中,许多人将郜艳敏说成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甚至有作者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行为反常,“特指被奴役和强暴后态度和行为上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更加认同施暴者并积极配合施暴者,甚至以施暴者的前途安危为己任的反常行为。”这就过分了。

被舆论影响,公安部介入调查,郜艳敏发出签名信“我想平静的生活”,对这样的结局网友是不满意的,他们要她被拯救,“恢复自由”。

我想问:

1,拯救的界限是什么?如果受害人一再说她不想改变现状,“应该追究人贩子,而不是我家人”(环球时报),舆论是否有权替她做主,强迫她“自由”?

2,她曾被拐卖、和我国对拐卖案件打击不力、官方媒体的愚民政策是两回事,蔑视地称其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否是把对后两者的愤怒转移到她身上?

3,最后,你们说得都很对,但是,没有一种主义应该大过生活。现在舆论汹汹,一定要她接受民众“开明”的价值观,离开家庭,恢复自由,这是否是用“开明”的价值观携裹她的生活?

最后,抛开媒体、当地官员、被拐卖女性的权益保障,而仅仅是从她,郜艳敏本人的选择说两句。

她并不懦弱,被拐卖时,曾逃跑一次,失败后自杀三次。她不接受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被拐卖的生育工具终老农村。

可是底层的生活犹如地狱,她只能在烈火和酷寒地狱之间选择:她曾回到老家,问父母“我能不能不回去了?”父母为她的失踪卧病不起,也是爱她的吧,这时竟劝她回去,不仅农村人买个媳妇不容易,而且,“在咱们这个地方,结过婚的女子,再想找个好对象就难了……”,这是比她被拐卖还要绝望的现实。

人贩子会强奸拐卖的妇女,因为不堪折磨,当公公出现时,她掏出藏在鞋底的钱补给他,跪下求老伯买下她。

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是对她生活的一个隐喻:她从来没有更好的选择。被不幸抓住,就成了它的奴隶。父母也救不了她,因为被拐卖过、被强奸过,不幸像奴隶的火烙,打在她脸上。除非她能超越她的底层出身,她的阶层,她的受教育程度——初中毕业的她,不能。她父母的那句回答,让我意识到,底层生活,也许是和被拐卖不相上下的不幸,至少是不幸的开始。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女刑警、写作者出锦曾和同事讨论过,为什么他们经历的凶杀或非正常死亡案中,嫌疑人和受害者大多是是弱势及边缘群体,比如外地务工人员等,市民、白领等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很少见(引自豆瓣阅读)。

电影《盲山》,女大学生白雪梅被拐卖到乡村,一次次的逃跑,一次次被抓回殴打、强奸,最终她举起刀砍在了强奸者的头上;而在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中,这个故事变成老大爷凑钱从人贩子手里救下被拐卖的姑娘,大爷的儿子喜欢她但没有越轨,媒体人萝贝贝点评它是“出钱买儿媳妇的公公变成了救人的,强奸虐待被拐妇女的儿子变成了正人君子”。

后者将罪恶粉饰成了善良,引来骂声如潮;前者为网友追捧,认为这才是正义伸张,“甚至烧了整个村子都不为过。”

亲历者郜艳敏是怎么做的?自杀未遂后,也许是害怕闹出人命,公婆同意她到县里打工,事实上她已经自由了。她可以逃跑,去她想去的地方。是马校长来找她,请她回到村里当代课老师。她在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行为使她主动回到她最伤心的地方。

从这时起,她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村子里许多媳妇都是被拐卖来的,生完孩子后逃走,“我觉得孩子们无罪啊”,孩子们如果不上学,只能打工或放羊,郜艳敏的丈夫就是一个不识字的羊倌,“我不希望他们长大之后也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掉进‘放羊买媳妇’恶性循环的怪圈!”这是她最大的心愿。她想用一己之力,改变这个恶性循环,拯救孩子,拯救下一个被拐卖的女性,下一个自己。“当我第一天走到那个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一直大叫,我们今天终于有老师了。孩子们把这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我也就找到了自己的希望。等你找到了自己的希望,就会突然间忘掉一切。”这是以德报怨,但它不是对施暴者,而是对其下一代,天真无辜的孩子的怜悯。这根本不是什么“认同并配合施暴者”,而是使人超越自己命运的悲心。

她超越了她的教育程度、她的出身、她的不幸。她重新阐释了自己的命运。有人骂她圣母婊,他们对了一半:她有圣徒的气息,无论用哪种宗教衡量,她都是。

京剧《锁麟囊》是一个果报故事,富家女薛湘灵出嫁时听到隔壁破轿中啼哭不止,问询得知寒门女赵守贞出嫁,因贫寒痛哭。薛湘灵将装满珠宝的锁麟囊赠予她。几年后发大水,孑然一身漂到异地的薛湘灵卖身入当地员外家中做奶妈,被主妇赵守贞认出,引至上座,拜为恩人。徐皓峰小说《道士下山》中,一位高僧因入世太深,迷失初心,丧失法力,而追捕他的人已经合围。另一个僧人请他看程砚秋的《锁麟囊》,高僧忽忆起初心,腾空而起,自利刃之中解脱。

高僧的故事,重点不在于法力的消失与恢复,而是初心与愿力。当你看到别人的悲苦,怜悯甚至愿意分担他人的不幸,你就获得了莫大的能力、超越自己命运的能力。

被不幸奴役的人,大多陷入麻木;或者像《盲山》中的女主角,以暴制暴,挥刀砍向施暴者。

思想家薇依认为,作为恶的对立面的善,通常并不比恶更高,那是一种刑法的善。但在此之上还有一种善,它是神秘的,这使“许多蛊惑人心的东西和令人厌烦的悖论成为可能。”在郜艳敏身上,正是体现了“令人厌烦的悖论”——她怎么能不要求自由?不离开当初强暴她的丈夫?夸她的公婆善良?她是一个受害者啊。她有病吧。

她对自己生命的重新阐释,不是坐在书斋中的学者,通过著述完成;而是以真实的十几年时间,教育、陪伴侮辱过她的村民的后代,以这种主动选择的善意和忍耐来完成。有人说,她完全可以跑到城里,哪怕刷个盘子,睡2元客栈都能活下去,可是,我看不出刷盘子就比她当下的老师生涯更有意义。除了给自己的15名学生上课外,郜艳敏还开办了扫盲班,用礼拜天时间给村里的辍学孩子上课;教室四面透风,冬天来了,郜艳敏就把孩子们叫到自家炕上上课;至今她的工资是每月600块,从这微薄的收入里她抠出来一块,招了另一个代课老师好提高教学质量。我看到的是,她已经超越了基本需求,进入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多少月薪六万的人,未必敢说自己人生已经进入此境界。

在地狱中,她找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

至于那些强行要解救她、还她自由的人,我想引用女作家水水的一段话来回答:是否一个女人被拐卖一次,就要一辈子被你们贴上“被拐卖妇女”的标签,然后无论她做出什么,都要基于这个标签去理解。你们这种强制归纳他人生命的行为,难道不比人贩子更加恶劣?人贩子拐卖了这个女人一次,你们要拐卖她一生!

来源:绿妖绿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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