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直有个排名

文|王琛

当你要说一点什么东西却没想好怎么开头,通常可以先谈谈天气。七月,北京下着连绵的雨,我出门不多,又懒得买伞,有一个晚上终于被雨困住。当时我从超市出来,提着两桶可乐,风呼啦啦吹过来,雨就跟着下来了,然后是几道闪电。雨点很大,打到可乐瓶上都发响,我以为我跑得快,但刚一冲刺,就掉了一只拖鞋。我拎着可乐,单脚跳回去,借着远处打来的车灯,找到拖鞋。小区里的行人发出叫喊,慌乱里带着一点受虐者的贱贱的兴奋。我看到路边一处房檐,躲了进去。路上转眼就积了水,雨转瞬更大,打在地上起了泡。在房檐下,看着触手可及的雨,我两手空空,和两桶可乐并排站在一起,就像站在了世界之外的某处,我想雨快停,又想雨不停。

正是这时,王瑞鑫发来短信。他就说了一句话:你最近在干什么?

王瑞鑫是我高中的同学,严格说是校友,我们同级不同班,毕业以后,总共就见过三两回。从零散的消息里,我知道他也在北京。我收起手机,没回他——我们已经几年没见,我不知道应该回答得具体一点,还是敷衍一点。印象里他是个热情的人,他乡遇故知,我们可能会讨论到见面喝一杯这种有些仪式感的事情。对此我有顾虑——时间自有其威力,旧朋友见面,相谈甚欢的情况很少,更常见的是,在饭桌上,每个人顾左右而言他,一席饭吃完,就此成了路人。

雨下了十几二十分钟。回到家,我想了想,回复他:我来北京了,在一个叫常营的地方。他有点兴奋,连发来几条信息,说了他的情况,他住在西红门,在一个建筑公司上班。最后一条信息是个问句: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多年不联系的人,通常不会这么提问。但王瑞鑫很多年前就这样。我放了心,就拨了他的电话,我们闲扯几句,约定第二天下午见面。电话里他还说,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挂了电话,我就收到他的邮件,打开文档,看了开头,拉到末页,字数显示是14万。

2006年,我在高三的自习课上第一次见到王瑞鑫。当时是晚上,一排排灯管辛苦地打在教室上空,小部分人悉悉索索,大部分人埋头做题,整个世界安详无聊。一个学生推开教室门,快步走上讲台,拿黑板擦敲了一下讲桌,用普通话说:“打扰一下。”学生们抬起头,讲台上的人紧张又郑重,语速快,十几秒的时间说了一堆话,大意是传达一个通知,影评班的上课时间安排之类。说完他快步走下讲台,推门而出。

影评班是艺考班的一种,那一年作为新事物出现。经过老师几番动员,高三每个班都有几个人报名,组成临时的影评班,学一些影视理论的课程,高考前参加艺术考试。在本县,艺术大都作为工具而存在,是升学路径之一种,学生用来谋取一所大学,学校则谋取更高的升学率。加入影评班的学生,自然也大都学业吃力,甚至升学无望。王瑞鑫是个例外,他的加入带有更多热爱艺术的成分,因为成绩本就不错,也就成了影评班的班长。当时大家没有手机,影评班的学生星散在全校二十多个高考班里,王瑞鑫就挨个教室走一遍,传达上课通知。

第一次出现后又过几天,还是一个晚自习,王瑞鑫再次推开教室门,走上讲台,拿起黑板擦,说:“打扰一下。”

众人认出了他,画面重演带来喜剧效果,教室里哄然笑起来。王瑞鑫却不笑,像个播报员,语速仍旧快,像上次一样,说了一堆话,中间没逗号,说完推门而去。到第三次在教室出现,王瑞鑫还没走上讲台,教室里就哄笑了。此后一两个月的晚自习课,他总是隔三差五地溜进每间高三的教室,走上讲台,轻车熟路,提供隐秘的欢腾,随后消失在夜色里。

在本县,父辈们总是充满灵感,他们尽其所能,仿佛只为了让我们早早明白,万事万物都该划分等级。高一入校,以中考成绩从高到低,班级就分成了三类:实验班、重点班、普通班。苹果在超市里上架时,遭遇也差不多。师长们乐于描述世界的残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类说辞,总之,人生拥有超市一般的秩序,唯一的秘诀就是玩命做题,别无他法。

我的问题是只在体育课上兴奋,结果自然成为学业上的边缘分子。边缘分子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在自习课上无所事事悉悉索索,热爱晚自习的停电,期待学校发生爆炸,拥抱一切打破平静的事物。我们欢迎王瑞鑫,像苹果欢迎一条虫子。我记住了他。

但和他真正认识已经是毕业前后。大概是填报志愿时,或者更晚,在学校门口,一个朋友拉住我俩,热情地作了介绍,传递出的大概意思是,啊,大家都是文人,早该认识。王瑞鑫靠墙站着,对我点头笑,说他看过我的博客。我笑着回应他,以示相见恨晚之意。

那时我已经开始写QQ空间,并在学校拥有一些固定读者,具体数量未知,但想来不超过二十个。我笔耕不辍,更新速度比模拟考试更频繁,看着边缘分子们热情洋溢的评论,我觉得,我大概已经进入文坛。自习课上,我铺开本该演算立体几何的草稿纸,写下标题,列出提纲,周末去了网吧,坐一个下午,对着提纲,文思泉涌。我到底写了些什么?翻来覆去,大概就是一句话,上学真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情。我只局限在短篇,后来才知道,王瑞鑫那时已经写了超过十万字的一个长篇。少年们体力不太行,我的最高纪录是写五千字。对于能写出十万字的人,我充满敬畏。

第二天下午,天还是阴的,我坐了地铁,换乘二十多站,如约到了西红门。王瑞鑫在出口的商场里等我。他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好像更高了,一米八三,仍然瘦,戴眼镜,穿一件T恤,下摆塞进了裤腰,腰带崩得紧,牛仔裤下面是一双皮鞋。 我们买了两瓶绿茶,走出商场。商场外是几个工地,王瑞鑫的办公室在其中一个。影评班没读下去,艺考失败,他继续复读,大学考了土木工程,去了沈阳,毕业来了北京一家建筑公司,跟着工程,换了两个工地,负责项目投标。

工地由蓝色的预制板包围着,我们沿着小路走进去,钻进蓝色板房,像虫子钻进苹果。办公室是临时建筑,踩在楼梯上噔噔作响。走进一间会议室,王瑞鑫关了门,我们面对面坐下,拧开绿茶,聊起天来。他郑重地说,自己这几年变化很大,人生快规划清楚了。

结婚是他规划中重要的一步,上个月他订了婚。“老婆是东北的,她懂我的小说,也能给我提出意见,有些地方我写的不合适,她看了,也能改一下,改得还不错,她还把我的小说拿给她爸爸看。现在我们异地,周末我就坐火车过去,我挺喜欢去他们家。周五晚上我坐火车,十点多上车,睡一觉,第二天上午到沈阳,星期天晚上坐车回来,周一接着上班。就是路费比较贵,来回四百多块。”

他直视着我,讲他的规划,“异地太累了,北京又不好呆,正好她要读博士,我也支持她,我们找了宜昌的学校,准备过去定居。不过,钱还有点紧张,现在这个公司虽然无聊,但是工资还行,主要是年终奖,有四五万,我能攒下钱来,准备干到年底辞职,拿了钱再走。”

他告诉我,投标工作很累,他全国到处跑,去过了十几二十个城市出差,但去年有几个月,他仍然完成了最新的小说。那几个月,晚上忙完工作,他先睡一会儿,起来洗个澡,趴在桌前写四个小时,天亮前才睡,一晚上写两千字,有了现在的长篇。最近几个月,他一直在投稿,但回音杳杳,新近认识一个出版社编辑,吃过了饭,但也是一拖再拖,没给他准话,这让他心烦,也有些不安。他觉得不能再等,理由是距离三十岁没剩几年时间了。

“出版了小说干什么?”我问他。

“当个作家吧。我觉得应该会有机会。名气很重要。小说不能不出,我一直要出的。但是编辑一直拖着,我觉得没信心了。编辑其实赚钱很少,一本书,提成也就几千块钱,我最近想请他吃个饭,我想干脆我给他几千块钱,帮我快点出了。你那边有什么资源吗?”他说话时坐着不动,有时看看窗外,更多时候直视我,语速仍然很快,最后问我:“你怎么规划的,要留在北京吗?”

这个问题我答不了。我没什么规划,也不知道会不会留在北京,但我不愿敷衍他,想给他个确切的答案,但想了几下,又给不出来,就喝口水,摇摇头说:“我还没想清楚,也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他笑了起来,又立即收住笑容,好像怕伤害到我,沉吟一下,说:“你想过结婚的事情没?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想到结婚以后,我整个人就变清楚了,以前我和我妈关系不好,你知道的,但是有了女朋友,准备结婚了,关系固定下来,很多事情都利索了。我以前和我妈没法交流,现在多了个女人,反而容易沟通了。女人和女人就是好沟通,一件事情,我说怎么都说不清楚,她们就能解决。她们关系也不错。我觉得好。真的好。”

他眼里有神采,自己笑了两声,好像肯定了自己,又好像在自嘲。他连说了一堆话,我感受到他的愉悦,为他高兴,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仍无从开口,我好像噎住,只能回应他一个笑。他得到回应,继续讲:“我最近戒烟了,也戒酒了,为了生孩子。我们想十月要孩子。有阵子我抽烟很多,有瘾了,不过说戒就戒了。什么事情都好说,我觉得规划得都很清楚。就是小说是个变数,我辞职了可能也去读书,不过还没想清楚,但是小说得出。”

我们又聊起高中。他谈到不久前参加的一次同学聚餐,班主任先入座了,一个同学第二个坐过去,郑重表示自己是班干部,所以应该坐在老师旁边。说到这,王瑞鑫笑起来,少有地面露鄙夷,“你说是不是有病,都这么多年了,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大学里也进学生会了,但我没变成他们那样,我就是无聊,想玩,最后觉得真没意思。反正我没变得恶心。但也有点帮助,我经常主持点什么,练了口才,我可以对着一屋子里一直说,所以现在让我来做投标,其实投标大部分没真事儿,一半一半吧,很多工程都打招呼了,我就是去做做样子。但是话说回来,北京已经算是好的了,可能是全国最好的。”

临去吃饭前,我们聊到以前的同学。我们各有十几个同学在北京,但大都不怎么联系。我不以为意,总结说:“就只是同学而已,当年不小心坐在一个教室里,后来不小心都来了北京,其实根本没多少话说,没联系就对了。”

但王瑞鑫没接我的话,他往空气里看了一眼,说:“因为都很忙吧,不容易,都忙着好好混,想混好。”

要好好混,要混好——在本县,父辈师长早就要求,我们应该这样期许自己。混得好的标准不一而足,但能去了大城市,大体上就是混得好的标准之一。有一天,我的班主任打印了一篇网帖,在自习课上一字一句读完。那帖子当时在网上传播甚广,标题是“我奋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班主任读得激动,劝慰众生,同学们努力吧奋斗吧,往高处去,去城市,去上海,去北京。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梦见考试,整张试卷不会做,徒然惊醒。毕业早就过去了,但考试看起来从没结束。以前是在教室里做题,现在是努力地“混”。本县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生一直有个排名,就像每次考试的成绩,天道酬勤,北京到底意味着什么?大概就是排名领先的某种元素。

多年过去,有些人终于到了城市。其中一个是我的同桌,为了找工作,他毕业前又运动又节食,从二百多斤减到一百多斤,得偿所愿,进了国企,解决了户口,第二个目标是找个老婆,举案齐眉,安居乐业。毕业时,我同桌在同学录上给人签名,理想一栏填着:给日月填词,给星辰写歌。但现在,我提到这茬,他却不太愿意接话,只是坐在沙发里说,客户太烦了,像蛆虫一样,排着队,往我身上爬。

在西红门地铁站附近,我们吃了饭,王瑞鑫晚上要出差,回宿舍换衣服。为了节约房租,他住在职工宿舍,一百平米出头的房子,住了十五个人,走进去,大学宿舍的味道迎面而来,我觉得有些陌生,但坐了一会儿,又觉得一切都对。王瑞鑫的床铺靠窗,他跟我介绍,他的床位最好,不仅独占了一面窗,还有两个床头柜可用。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偶尔踩到扔在地上的袜子。

王瑞鑫收拾了背包,擦了擦皮鞋,把T恤掖进腰带,对着镜子整了整头发,提了两袋项目宣传册,随后出门。我们穿过马路,又穿过一个小区,进了西红门地铁站。在地铁里,我们又谈到他的小说。见面前,我草草浏览,小说标题是《我渡》从大学时期写起,文章的主角叫王睿,仍带着半自传色彩,去年写完,今年五月改了一遍。他告诉我,觉得不行,还要再改。

“无论如何我得抓紧把小说出版了。”分手前,王瑞鑫又念叨一遍。

“如果一直出版不了呢?”我问他。

“得有个结果,不然我就没信心了。”

地铁不停往前走,一站接一站,车门打开,车门关上,像中学里一节又一节的课,上课铃接着下课铃。万事似乎都得有个确切的结果,让人听见,让人看到,自己才能走下去,好比一张试卷做完了,总要看个得分。

在北京南站,王瑞鑫下了车,去坐高铁。我们约好过段时间再谈小说。地铁车门打开又关上,隔着玻璃,我们摆手告别。

此后几天,北京没怎么下雨。天又闷热了,小区上空回荡着蝉鸣。我路过躲雨的房檐,想起了接到王瑞鑫短信的那个雨天。在北京,我们有十几个同学,当年恰好坐在一个教室里,现在恰好来了北京。但是大家少有联系。我觉得不联系是对的,又觉得哪里不对,就像我躲在房檐下,希望雨赶快停,又想雨一直下个没完。按照本县古往今来的原则,大雨再怎么滂沱,人也该撑着伞,一直往前走。可我又想,倒不如找到世界之外的某处,只和两桶可乐站在一起,不发一言,只听风声。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博海拾贝 » 人生一直有个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