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市隐退,巴菲特是怎么想的?

本文摘自《巴菲特传》,作者罗杰•洛温斯坦。

巴菲特在美国牛熊市时的投资

60年代末的牛市到熊市

1967 年年初,巴菲特觉得有必要提醒合伙人,最近一些新成立的共同基金在业绩上已经超过了自己。另外,他还警告说,自己原先泉涌不断的灵感现在正”慢慢枯竭”。尽管他不分昼夜地寻找投资机会,但是他的话语中还是透露出一种悲凉。他说:”如果自己灵感的源泉已经完全枯竭,我就会立刻如实地告诉合伙人,以便于大家做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巴菲特之所以会说出这些可怕的预言,正是因为华尔街出现了非理性的投机冲动。对于很多基金经理来说,这是股市高歌猛进的岁月。大家对电子类股票趋之若鹜,每一只新发行的电子类股票都被当作第二个施乐公司,受到一路追捧。难道是华尔街突然涌现出了一大批电子专家吗?如果有谁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他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时代。当年的华尔街把电子类股票奉为至宝。像美国音乐协会之类不起眼的股票,都因把自己称作“太空之声电子公司”而摇身变成了股市上的宠儿。

之后出现的是股民对高科技股的追捧,推动这股狂潮的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比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利顿实业公司和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等,它们掀起了一股兼并狂潮。那个时代对经济充满信心的公众不相信官僚主义,而是将信心注入这些庞大的组织(或技术)。

在这种投机时代,一个单纯的题材,就能把一只股票的价格捧上天去。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以每股6 美元的价位开始向公众发售,在一年之内股价就飞涨到每股82 美元。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是一个名叫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的人想出的点子,他是一个30 岁左右的大帅哥。该公司把很多名义上经营与年轻人相关物品的公司集合在一起,例如图书公司、唱片公司以及青年航空旅行卡公司等。因此,他借用公众疯狂追逐的一个题材新宠“年轻人”,打造出了一个商业帝国。兰德尔是个老奸巨猾的销售商,他对证券分析师们用尽甜言蜜语以讨对方欢心,带着他们到自己在弗吉尼亚州的城堡度假,还在自己的喷气式飞机上和他们通电话。每年,兰德尔都会预计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将增加3 倍。而每次,他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没有公司会计师的协助,他也能实现这一目标。他博得了华尔街的信任,把股价推到了每股140 美元的高位。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的那番评论:”也许为了片刻的富有,忍受长久的贫穷也是值得的。”甚至连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保证信托公司以及哈佛捐赠基金也都买了兰德尔的公司的股票。

人们不禁会感到诧异,这些投资界的翘楚竟然如此容易受骗上当。其原因在于他们都害怕自己居人之后,他们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买进热门股票,毕竟它们都在升值;要么就冒险暂时落后于人。而那些落在其他基金后面的基金经理,甚至在一个季度或两个季度里都无法得到新的注资。处于这种投机时代,基金经理除了加仓别无选择。

1968 年,美国的政局陷入动荡,但是股市的红火却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纽约大盘的日平均成交量高达1300 万股,比1967 年高峰时的纪录还要高出30% 。1968 年6 月13 日,日成交量暴增至2100 万股。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投资奇才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却能够继续踏实地留在相对偏僻的内布拉斯加州。巴菲特在1968 年接受《邓氏评论》采访时说:“奥马哈不比别的任何地方差,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片森林;而在纽约,你的视线会被树木遮挡。”但是,人们不是都说纽约人容易得到“内幕消息”吗?这对巴菲特的投资难道没有影响吗?巴菲特回答说:“有了足够的内幕消息,再加上100 万美元,你一年内就可能破产。”

这确实是一句非常具有美国中西部风格的话,而且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它的潜台词就是美德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变成罪恶,这与华尔街上芸芸众生普遍接受的至理名言恰好相反。

到了1968 年年底,美国股市的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一些大公司的泡沫纷纷破灭。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终结前的呻吟,而华尔街的专家们不顾已经很高的整体市盈率,依然在拼命地推荐热门股票。美林公司买进了市盈率为39 倍的IBM 公司股票,巴奇证券公司把施乐公司的股票推高到50 倍的市盈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市盈率抬高到56 倍。在这样的高盈利水平下,一个把自己所有资产都压在雅芳公司股票上的投资者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真能“值”那么多钱吗?一个基金经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某个特定时刻股民们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真能值多少。每一个大学的捐赠基金都觉得“应该持有IBM 、宝丽来和施乐公司等热门股票。因此,我觉得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一个从表面上难以发现的微妙区别:”价格是你所掏的钱,而价值才是你真正得到的。”

这些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已无法扭转,巴菲特对找到理想的股票彻底失望了。1969 年5 月,巴菲特拿定了主意。因为担心自己陷入惨境,同时也担心自己多年来赚到的家业付诸东流,巴菲特做出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他宣布离开投资界。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消息震惊了所有的合伙人。就在这个时候,当牛市掀起一波波高潮时,他却准备隐退了。

“股市的这种投资局面让我无所适从,我也不希望去玩一种自己根本不懂的游戏,这有可能让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声誉都毁于一旦,我不如趁现在急流勇退为宜。”

巴菲特做出这一决定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在华尔街,人们绝不会主动关闭一个企业并偿还资金,更不会在鼎盛时期这样做,也不会在公司取得最佳业绩之后主动这样做。之前,根本就没有人这样做过。巴菲特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他可以选择把股票清仓,将股市上的资产换成现金以等待时机,每个合伙人都渴望由他来运作资金,而他也总是感到肩上有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要带领整个合伙公司向前迈进。自从1967 年他写给合伙人那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信以来,他曾经试图不要干得那么像“拼命三郎”,但是,只要他继续待在“这个舞台上”,他就绝不可能真正活得悠然自得。

“如果我要融入公众之中,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参与竞争。我明白,我并不想毕生都忙于超越其他的投资经理,让自己完全放慢脚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放下为上,让者有余。”

大家也开始察觉到,巴菲特急流勇退的决定日渐显得英明。直到5 月,道琼斯指数都一直停留在1 000 点左右的高位。但到了6 月,道琼斯指数猛跌到900 点以下,一只只被高估的个股的泡沫纷纷破灭。利顿实业公司是当时典型的大盘蓝筹股,它的股价比极盛时期下跌了70% ;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价也从每股169 美元一路狂泻到25 美元。华尔街的证券经纪公司纷纷倒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内原来悬挂着的醒目标语—“在美国商界拥有你的股份”,后来也悄无声息地被撤下了。

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的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股票价格更是从每股140 美元狂跌到3.5 美元,连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都没能幸免于难。道琼斯指数在1969 年年底以800 点收盘。然而,股市还在一路杀跌。到了1970 年5 月,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每一只股票都比1969 年年初缩水了50% 以上,四季护理中心的股票在1968 年是市场的宠儿,它的股价也从每股91 美元下跌到32 美元。电子数据系统公司的股价在春季的一个交易日内就急降了50% ,致使公司那位拿破仑式的传奇缔造者H·罗斯·普洛特的财产在一天之内就蒸发了4.45 亿美元。

70年代末的熊市到牛市

70年代末期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上的奇怪景象。巴菲特推荐的股票遍地都是,但是没有人愿意购买。因为7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不景气,所有大报头版都刊登着阴霾笼罩的消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石油输出国组织动作频繁、美国国内能源短缺、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

5年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同样的衰退局面,最后华尔街度过难关,迎来了历史上最强劲有力的一波经济复苏。但是这并不能给人以安慰,金融市场的运行是有周期的,但只有在回眸时才能看得清楚。而在市场行情展开的时候,投资者却像被迷雾遮住视线,难以预知未来,觉得市场的每一点变化都是独特的。7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高达让人头疼的13%,华尔街的贷款利率也达到了两位数。“别把资产都压在股票上”成为共同观点。

巴菲特认为股票代表着美国投资者的未来,因此他备受冷嘲热讽。在1979年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写道,他惊讶的发现“养老基金经理们当年只把手头9%的资金投入股票,他们本应着眼于长远投资,这种做法实在是鼠目寸光”。

其实任何人都不否认股票很便宜,但是与过去的每次熊市都一样,这些基金经理们都在等待局势明朗的一天。制造商汉诺威从市场中抽出了60%的资金,资深投资顾问维克多.梅龙解释说:“有些问题还悬而未决,局势还不够明朗。”

《商业周刊》的预言更是让人揪心,1979年8月一期,它的封面标题让人过目不忘——《股票的终结》。这篇文章写得很有创意,细致入微的刻画了股市的不景气。这篇文章建议人们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餐特许经营权或珍贵的邮票,股票则已经过时了。股价太低,这是“一瀑死水”,证明股市不但人气不旺,而且已经步入了坟墓。

巴菲特的观点恰好相反,同一周,他在《福布斯》撰文批评了这些养老金经理们胆小懦弱的本性和过时的明智:“未来之事永远没人知道,但是当大家都看好股市的时候再入场价格就高了,那些着眼于长远的投资者一直都需要学着如何与不确定性周旋。”

1982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大涨到每股750美元,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投资组合上的盈利。1983年5月,道琼斯指数已经攀升到了1232点,比《商业周刊》宣判股市死刑时高出366点。《商业周刊》现在又说股市已经复活了。“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这家杂志重新发现了股票价值的惊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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