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奶奶

我有两个奶奶,一个从没有见过,另外一个活在民国;前者是父亲的生母,后者是父亲的养母。但在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和别人一样,只有眼前这一个奶奶,这个民国奶奶。我之所以称她为“民国奶奶”,是因为她一生都在用民国纪年:“今年是民国哪一年啊?你过来帮我看一看。”“民国31年的时候,我们这里爆发过山洪”;“你爷爷死于民国39年”……她总是这样絮叨,而且越到晚年,她使用“民国”的频率越发密集,让我们身在“公元”却恍若隔世。

民国奶奶有一双金莲小脚,虽然不止三寸,但也不过盈盈一握。小时候,我非常好奇,却只是远远地看着她走路,从来不曾想过去看个究竟。直到我上了高中,才壮着胆量去接近它,端详它,并抚摸它们。每天晚自习归来,奶奶就让我将一盆热水端放在她面前,侍候她洗脚。在15瓦的白炽灯下,奶奶慢慢展开那层层叠叠的裹脚布,露出一双短促、尖细的脚掌。多么奇怪的一双小脚啊,五根脚趾紧紧并拢在一起,前掌与后跟板结着,中间有很深的凹坑,脚板上的皮肉坚硬硌手……蒸汽在幽暗的房间里腾涌弥漫,只听见奶奶哼哼唧唧地将脚掌伸进水盆,长舒一口气,然后开始絮叨她的“民国往事”——民国39年,一个名叫张德清的男人因为一段“不清白”的历史,被新政府投入了沙洋监狱,半年后因哮喘客死于牢房中……

水渐渐变凉,奶奶把一只脚移至盆沿,让我用毛巾帮她擦干,然后换成另外一只。剪刀早已备好。我抚摸着长满鸡眼的脚掌,一剪,一剪,只见无数的皮肉掉落在地上。“不疼?”我边剪边问。奶奶摇摇头,眯着眼睛,一幅很享受的样子。

就是在这样的夜里,无数个这样的夜里,我对民国奶奶和她的那双小脚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

同样是民国39年,深秋,我的民国奶奶迈着这样一双小脚步行五十多公里,独自前往沙洋监狱,此行的目的是给我爷爷张德清收尸。当她终于趔趄着到达那里时,人家递给她一顶礼帽和一根手杖,说是爷爷留下的遗物,尸体已经火化。奶奶问:骨灰呢?人家说骨灰都撒进庄稼地里了。于是,奶奶只得悻悻地,望了望那片一望无际、再望无垠的土地,抹了抹眼泪,然后带着那两件遗物,又趔趄着步行五十多公里回了家。

小时候我只知道民国奶奶和我母亲关系不太好,父亲夹中间左右为难。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奶奶才道出实情。她告诉我,我太爷张万山是个大地主,张德清是他的独子,自幼饱读诗书,是方圆百里有名的秀才。我父亲七岁那年,生母病逝,又过了几年,爷爷迎娶了民国奶奶。在充满战事和匪患的年月,我爷爷度过了他人生中最为传奇也最为混沌的一段日子。据说他能讲日语,为保乡邻一方平安,他常常在游击队(土匪)与日本人之间来回周旋。

民国奶奶为了让我相信她所言不虚,一口气给我列举了一大串仍然健在的证人,但随后又义愤填膺地对我说,就是这些人后来出面告发了你爷爷,说他“给日本人做事”。多年以后,我曾向父亲求证过这段历史,作为长期被党考察、受到爷爷这段历史牵连的“预备党员”,父亲起初避而不言,后来才说明了其中的原委,他说,说到底,都是因为你爷爷太过风流了,你奶奶年轻时长得很漂亮,爷爷在追求她的过程中得罪过不少人,因此引起了他们的嫉恨。

民国38年,县城解放,爷爷被稀里糊涂地收监。由于不适应牢房潮湿污浊的气候,进去半年多一点便病逝了。“政府并没有给你爷爷定罪,只是说他这段历史不清白,”父亲喃喃道。现在终于清白了,但这样的清白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民国奶奶在爷爷去世后艰难地把我父亲抚养成人,及至父亲将母亲娶进家门,才把自己又一次嫁了出去。

我的民国奶奶改嫁到了潘家,成为五男二女的继母,这应该是民国43年的事了。在我从懵懂转向清醒的人生之途,我只很少见过几回她,因此我从未把她当作很亲近的人来看待,倒是她不止一次对我父亲说,每次见到我就让她想到了张德清,她坚定地认为“这是隔代遗传”。我没有问过她在潘家的生活是否如意,一大堆孩子要抚养,一大段坎坷不平的道路需要她用那双小脚去穿越,她走过田埂,街道,最后在晚年独自坐在了一盏晦暗不明的白炽灯下,把长长的裹脚布解开,又包上。

公元1987年我随武汉高校考察团前往沂蒙山区寻访“红嫂”,归来的途中路过蓬莱,我在一家小店里看见了一双金莲皮鞋,一下子想起了民国奶奶,然后找同学凑了点钱买了回来。这双黑色的尖尖小鞋是我送给民国奶奶买的第一份礼物,她说这也是她穿的第一双皮鞋。鞋子很合脚,她一直舍不得穿。

民国86年,这个名叫苏兰英的小脚女人终于趔趄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这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沙洋监狱。她这一生总共养育了六男二女,没有一个是她亲生的。无论是在泥泞的田埂荒野,还是在青石板铺就的街衢巷陌,都没有人听见过她的脚步声。所以,我的民国奶奶有一副大嗓门,每当我想到她的时候,就听见她喊着我的乳名:“尖子,快过来帮我看看,今年是民国哪一年?”(文 / 张执浩 )

(摘自《幸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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